五

　　翁同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一个谜，是他的突然从政坛上被开缺。甲午战败对翁同的刺激是十分巨大的。其后，他参与了总理衙门对德国强占胶州湾的交涉，再一次看清了弱国无外交的悲剧，这促使他鼓动皇帝变法。他以师傅的身份向皇帝举荐了康有为。到了1898年春夏之交，变法之风在北京极为盛行。康有为的主张颇得皇帝的欣赏。然而，就在皇帝准备摁动变法的按钮时，翁同却与皇帝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冲突。他在日记中记载了这么件事：

　　5月26日，皇帝向他索取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翁答：“与康不往来。”又说“此人居心叵测”。皇帝问：“前此为何不说？”翁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次日，皇帝再一次问起了康有为的书，翁同又如昨天一般作了回答。皇帝当即发脾气了。翁同说：“可以传总理衙门通知康进书。”皇帝不同意，“发怒诘责”，要翁告诉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传知康有为。翁又说：“张荫桓天天觐见，皇帝可以面谕。”皇帝仍不同意，翁同只得在召见结束后传知张荫桓。翁同与康有为的关系，我们现在所知的，一方面是翁同日记中的内容，一方面是康有为梁启超的吹嘘，两方面的说法大相径庭。究竟如何，还需再作研究。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学说，否认传统所称孔子“述而不作”的说法，认为《春秋》及其他儒家经典，都是孔子采用假托古人的方法，创作出来的社会政治思想，目的是为当时和后来的统治者立法。以及他说孔子是布衣，“布衣改制，事大骇人，故不如与之先王，既不惊人，自可避祸。”言下之意，他康某也可以托古改制。这对翁同来说，则是显然不能接受的。在康有为看来，只要能推动中国社会的变革，政治上可以不择手段，学术上重新包装孔子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而翁同毕竟还是传统知识分子，对康的异端思想，自然不能容忍（另一位军机大臣孙家鼐也说康有为“才华甚富，学术不端，所著《孔子改制考》最为悖逆”）。联想到翁同最初阅读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后作的评语：“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即可看出两人的区别。而翁同对于变法，还停留在“体用”层面，远不像后来一些学者评价的那么高，这也可以用他在政治舞台的最后言论来证明。 6月11日，皇帝在召见翁同时，谈到慈禧太后读了御史杨深秀、学士徐致靖所奏国是未定的奏折后，表示今宜专讲西学。皇帝还马上用笔写出某某官应准去读书。翁同回答称：“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这天，朝廷发布翁同亲笔所拟圣旨，亦即宣告变法开始的“定国是诏”。其要点是：

　　朕惟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极其流弊，必至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之冬裘夏葛，势不两存。用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实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袭其皮毛，毋竞腾其口说，总期化无用为有用，以成通经济变之才。这道上谕的关键，其实就是翁同所说的“西法不可不讲，圣贤义理之学尤不可忘”，与张之洞所表述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异曲同工。而具有实质性的变法内容，仅是创办京师大学堂。与康有为所主张的激进变法，相差甚远。 12日早上，皇帝与军机大臣讨论在宫内接见外国使节，翁同再次表示反对，于是“颇被诘责”。双方还就对张荫桓的看法问题展开长时间的争论，最后不欢而散。 13日，皇帝命于６月16日召见工部主事康有为、刑部主事张元济，道员黄遵宪、补用知府谭嗣同着送部引见，并命总理衙门查看举人梁启超后具奏。 14日中午，翁同从城里参加了皇帝与军机处的议事后赶到颐和园，慈禧太后嘱他先去吃饭。一切都是平静的。 15日是翁同的生日。早上他来到颐和园的军机处值庐后，太监突然通知说，翁某不必进见。这就异乎寻常了。看着其他军机大臣进入皇帝处理政务的殿堂，翁同意识到肯定有重大事情发生。他独坐着，望着窗外的沥沥雨丝，把五匣文件整理好，交给苏拉（服务人员）。同僚退出后，他读到光绪皇帝的谕：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翁同，近来办事多未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咨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在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特谕。翁立即离开值房回休息处，然后请军机章京代撰谢折（被皇帝开缺了还要感谢）。军机大臣刚毅、钱应溥、廖寿恒前来看望，翁同穿上正式官服与大家告别。由于明天还要向皇帝磕头，他在颐和园留宿一夜，晚上，与三位军机大臣“痛谈”。 16日早晨，康有为在颐和园仁寿殿受到皇帝的召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李鸿章来看望翁同，三位军机大臣退值后也来谈话。午后，皇帝起驾回宫，翁同急忙赶赴宫门，在道边磕头。皇帝注意到了这位花白头发的老人，“回顾无言”，翁“亦黯然如梦”，他与皇帝的最后一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翁同对于自己的政治生命就此完结完全没有思想准备，整个朝野也为之震动。通常认为，翁同的被逐，是后党破坏变法的一个步骤，是慈禧太后强迫光绪颁布的上谕。也有人发现，变法在翁同被逐后，反而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故推测是皇帝为了变法而被迫与太后达成的一笔交易。大家都以为，光绪在刚刚宣布了“定国是诏”后的第四天，就痛失股肱，从某种程度上预示了变法后来的失败悲剧。几年前，历史学家孔祥吉先生从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档案中发现，开缺翁同的上谕是光绪亲笔所拟，这在当时是异乎寻常的。因为通常谕旨都是军机处“票拟”，而太后的意见，则用“钦奉懿旨”的方式发布。孔祥吉指出，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光绪亲政期间有任何一条笔谕旨，是慈禧太后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德宗的。而变法期间光绪亲拟的上谕，都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如９月４日对违抗谕旨，阻挠上书的礼部堂官怀塔布、许应革职惩处，对敢于上书言事的礼部主事王照超擢四品京堂之谕；９月６日任命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之谕。这些亲笔谕都强烈地体现了光绪本人的意愿。这样，自然就引出了另一个相反的结论：把翁同从身边赶走是皇帝本人的主意。皇帝对自己的这位老师，已经厌倦了，觉得他碍事了，不需要了。 1898年春秋之际，北京政坛扑朔迷离，变化多端。翁同与他那有二十三年师生之谊的皇上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冲突，使得光绪在变法伊始，非要用如此决然的手法和严峻的语气，将他开缺呢？起码可以用些 “年老致仕”的和缓措辞吧。翁同被别人认定为帝党的头号人物，皇帝是否认这个账？天性懦弱而又极想有所作为的皇帝，其实有时做事也很刚愎，他与谁共谋了此事？慈禧太后事先知道这一重大人事变化吗？ 有人猜测，是翁同对于变法的态度出现退缩动摇，明哲保身，致使皇帝对他产生不满；有人怀疑是新党内部的倾轧；也有人认为，甲午之后，李鸿章淮系败落，翁同以帝师而兼枢密，成为京中最有实权的大老，翁的性格和处世方式不仅使得高层人物对他不悦，连皇帝也难以忍受。由于以往的历史研究只讲人物的政治倾向，而从不论及人物的性格，所以翁性格上的缺点一直没有被史家重视。金梁《四朝佚闻》谈到翁同时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