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芬去世后，基本控制朝议，成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在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前，“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张佩纶、陈宝琛、黄体芳、邓承修、宝廷等，他们又被称为“前清流”。刘体智在《异辞录》中说，“清流”
负敢谏之名，为朝廷所重。一疏上闻，四方传诵。平时谏草，辄于嵩云草堂，为文酒之宴，商榷字句。有张某（按，指两广总督张树声之子张华奎）为之奔走，传观者呼为“清流
腿”。其依草附木者，则以“清流靴子”呼之，意谓较之于腿，犹有间也。因而有赀者为“捐班清流”，有佳子弟者为“诰封清流”。由是互相标榜，以跻显贵。既有捷径，则人莫不趋，徒党之众，固其宜也。有人把“清流”称作“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不当权派”，有人把“清流”比作明末的“东林党”，其实都不恰当。从“清流”的骨干成员来看，他们主要是言官，应当称他们是“统治阶级当权派中的非主流派”。“清流”继承了历史上儒家知识分子关心政治、抨击时弊的传统，立论取法于道德、刚直和不偏倚，因而被称作“清议”。但在对外关系上，一些人却昧于世界时势，仍持尊王攘夷之论。按《外交小史》一书的说法，“凡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显得迂阔和无法实际操作。他们和在第一线操作的官员总是形成矛盾，相互制约。故李鸿章曾十分尖刻地批评说： 言官制度，最足坏事。故前明之亡，即亡于言官。此辈皆少年新进，毫不更事，亦不考究事实得失，国家利害，但随便寻个题目，信口开河，畅发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为之阻扰不少。当此等艰难盘错之际，动辄得咎，当事者本不敢轻言建树；但责任所在，势不能安坐待毙。苦心孤诣，甫将集事，言者乃认为得间，则群起而讧之。朝廷以言路所在，又不能不示加容纳，往往半途中梗，势必至于一事不办而后已。大臣皆安位取容，苟求无事，国家前途，宁复有进步之可冀？
天下事，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从前有许多言官，遇事弹纠，放言高论，盛名鼎鼎；后来放了外任，负到实在事责，从前芒角，立时收敛，一言不敢妄发；迨至升任封疆，则痛恨言官，更甚于人。尝有极力讦我之人，而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顾台院现在、后来者依然踵其故步，盖非此不足以自见。制度如此，实亦无可如何之事也！ 1884年的中法战争，是“清流”分化之时。战争前期，“清流”坚决主战，并得朝廷大用，但仅张之洞脱颖而出，转而成为主张洋务的封疆大吏，也就是李鸿章所说“俯首下心，向我求教者”。其余大多铩羽而归，被人看作“光说不练”、“书生误国”的例子，逐渐退出政治舞台。南党人士，则在翁同1894年进入军机处后，奉翁为领袖，形成“后清流”，干将为盛昱、志锐、文廷式、黄绍箕、张謇等。在日益深入的民族危机面前,主战还是主和，长期以来一直是“清流”与洋务派的分水岭。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是否具备了战胜强大敌人的条件，以及如何去战胜敌人？甲午年间，李鸿章主张通过国际调停，解决朝鲜危机，不欲以军事力量与日本决短长，原因有三：一是他明白，该年为西太后六十大寿，不能被一场对外战争所搅扰；二是深知中国前三十年军事制度的变革，不过是一座用“纸片糊裱”的破屋，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三是不愿在这种没有获胜把握的决战中消耗自己的实力。客观来说，李鸿章的考虑符合当时实际情况和官场逻辑。前后三十年的所谓“同光中兴”，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和教育训练方法，组建了北洋海军，但并没有完成中国军队现代化的任务，尤其是没有造就出一支具有高度国家意识和专业水准的军官群体和具有一往无前的英雄主义牺牲精神的士兵队伍。这种差距，恐怕正是鸦片战争后的一百年里，中国军队在所有对外民族战争中，基本上一触即溃、望风披靡，从无获胜记录的真正原因。人类战争史表明，武器装备的进化决定了战争的样式，火器的出现注定了冷兵器时代的终结。核武器的使用，也使常规战争的理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这并不是说，装备落后就无法战胜强大的敌人。劣势装备的军队要打胜仗，关键在于军队自身的组织形式和精神状态。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获得对外战争全面胜利的，是抗日战争，但这毕竟是依靠盟军的反攻取得的。而真正打出自己军威的，是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劣势装备，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交锋中打成平手，迫使联合国军在停战协议上签字，——当然这是后话。而在 1894年，调军队上山海关前线时，据一位家居北京的目击者说，“有‘爷娘妻子走相送，哭声直上干云霄’之惨。”这同成千上万日本人舞着太阳旗，唱着军国主义歌曲，欢送亲人赴战场，恰成对照。该目击者还说：
调绿营兵日，余见其人黛黑而瘠，马瘦而小。未出南城，人马之汗如雨。有囊洋药具（按，指鸦片烟枪）于鞍，累累然；有执鸟笼于手，嚼粒而饲，怡怡然；有如饥蹙额，戚戚然。这样的军队底牌，李鸿章完全清楚，住在二条胡同的翁同知晓吗？李鸿章是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倡导者，在兴办洋务的过程中，耗用了巨额资金，他也一直给朝廷以军队可恃一战的印象。及至战时，却主张妥协和忍让，这自然为翁同不能接受。在战争准备、战机捕捉、战役指挥上的诸多失误，李鸿章也难辞其咎。但洋务运动本来就是体制内部的修补，并未触动传统机制，自然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生存危机。若以为只要朝廷上下皆有抗敌言论和作战决心，中国便能战胜日本，恐怕也是一厢情愿的算盘。否则，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岂不是用“爱国主义”的口号便能替代？李鸿章在1864年便发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呼唤，提出中国欲自强，必须学习西方。三十年后，他却回避与东洋近邻日本决战，他的隐衷，难道就是为了“卖国”？翁同是甲午战争时的积极主战派。从7月15日即丰岛海战开战前十天，便已奉旨与李鸿藻一起参与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会议朝鲜局势。他主战的出发点，是相信海陆军尚堪一战。但我们在整场战争之中，除了听他高唱主战宏论，以及在马关议和前力主“宁赔款，不割地”以外，未见其进行实质性的赞划和补救。这说明，作为想辅佐皇帝独振乾纲的 “后清流”官员，有心杀贼，无策典兵，不知道如何去迎接日本的挑战。进一步分析，也暴露出整个清政府中枢确不具备与日本相匹敌的具有世界眼光和手腕的政治家集团，比之于十年前中法战争时的决策圈和激扬文字的“前清流”，并无大的长进，这就是翁同们的悲剧所在。且翁同为人尖刻，自视过高，难以与人共事。马关议和后，兵部尚书荣禄在给陕西巡抚鹿传霖的密函中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