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唐山大地震有大自然的警告，但人却没有察觉；而SAR S在香港暴发前也是有的，但人呢，依然没有发觉。这两种情况有什么不同？

　　钱钢：据我掌握的有限的信息，好像SARS出现之前是没有预兆的，因为我们现在很难讲在SARS之前，中国内地和香港出现的较大规模的流感是SARS的预兆，这没有根据。但我可以肯定这个预兆是一定有的，因为人们倒过来去追溯它的时候，他想起来佛山的那个姓庞的是第一个病例，后来是深圳姓黄的厨师。SARS留下了太多太多的科学考题，它留下了非常大的一个考卷。SARS来得非常奇怪，走得也非常奇怪。地震的前兆，大家看《唐山大地震》的书里面，那么多的前兆：鸡飞狗跳、猪跳出圈，可是，你能拿这个前兆来应用于下一次地震吗？比如说，你今天看见一只狗，突然地狂叫起来，你就能向全中国发布：地震来了！这样预告？这不可能！为什么呢？它没有唯一性，我们说它没有排他性，它不是唯一的信号。1996年的一天晚上，当年准确地预报过唐山地震的科学家，跑到我家，敲门说：不得了了！北京要地震了，要地震了！他说，你看，北京孔庙里的井啊，水没有了！还有什么地方的鸟啊，又跟唐山地震时一样哗哗飞过去！又有蜻蜓跟蜜蜂怎么怎么飞。我真的相信要地震了，然后我把中央电视台的记者请到家里来，然后开始采访，说现在是7点36分，我们的地震工作者，在这谈一谈他的判断。这天晚上，很多人都跑到外面院子里去，那天天气真的是特别怪，特别的闷热，那天晚上，我在院子里走到夜里二三点钟，地震没来！所以说，人类认识自然真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非常长的一条道路。

　　问：你写作《唐山大地震》时，你在主观感情和客观事实上，如何做一个平衡？怎样才能确保报告没有渗入过多的个人感情或者是思想？ 钱钢：《唐山大地震》的确渗入了很多个人感情或者思想，为什么呢，你要知道中国在那个时候，我们的新闻启蒙还没有开始，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感情不受压制地宣泄出来，就已经是很难得了。在1986年写这样一本书，和当时中国内地读者们的欣赏习惯是一致的，他们并不会觉得我的主观过多。一篇作品，首先要有真感情、真思想，因为我们见过太多的假感情、假思想。先从假感情、假思想到真感情、真思想，然后才说更客观、更冷静。

　　问：由发生唐山大地震与SAR S相比，你认为当权者做法有什么相同和不同？

　　钱钢：唐山地震的时候，中国处在政治的地震期。政治也在地震，为什么呢？其实，毛泽东已经不能够去管理这个国家，他已经病重了，就在唐山地震期间，他逝世了。但是呢？他形成的一整套的方法，是固定的。这个方法是建国以来形成的。唐山地震不能预报，有这样那样的原因，它最让人感到扼腕叹息的就是，1974年地震工作者就已经指出了，在北京、唐山、张家口、渤海湾这个圈里要发生大地震。1974年，而且形成了国务院文件，说这个地区要严密地防范大地震。这多可惜，就是说1974年的时候就已经圈了这个地区，这个期间发生了几次大的地震，最大的是辽宁海城的一个7级多的大地震。好了，这个大地震发生了以后，大家反而茫然了。等到北京又出现了很多迹象，北京周围、唐山出现很多迹象的时候，科学工作者不能够很大胆地做决断，有一个原因就是离北京太近了，如果要预报，就意味着毛主席要搬家。可以理解吗？这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政治的压力，使科学的预报变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刚才我讲过1988年的“甲肝”，其实有很多思路是一样的，就是说社会要稳定，如果能不报就不要报，能少报就少报，但是关起门来要好好解决，你不能说关起门来不好好解决。医院政府都下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它基本的思路不是像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要讲信息公开、透明、流动。不仅是政府要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社会，包括知识界，包括媒体，也要很主动地起来承担责任。

　　问：你认为青少年应该怎样看待中国文化？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面对中国文化？

　　钱钢：可能这位朋友在听到我讲《阳关三叠》的时候，勾起了这个问题。真的，我发自内心地讲，香港有许多西方色彩，是中国内地所看不到的，香港有很多中国色彩，也是内地看不到的。我希望香港永远地保持那种中西合璧的色彩，不要把它丢掉。为什么我听到《阳关三叠》的时候，我会有那种感觉？这是这个民族沉淀了几千年的情感。我们给一个人送行的时候，用这种“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感伤方式，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方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根深蒂固的东西，不要把它丢掉。好，时间关系，很抱歉，有很多朋友的问题，我们来不及回答。谢谢你们，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