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总之，压力不小。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的身上。

　　几个月前在上海出现了一个小骗子。他的真面目还不曾被人认出的时候，的确有一些人围着他转，因为据说他是一位高级军事干部的儿子。等到他给抓了起来，人们又互相抱怨，大惊小怪，看笑话，传小道，越传越广，终于到了本市两家日报都刊登长篇报道的地步。香港的刊物也发表了记事之类的东西。

　　可能有人笑我考虑文学馆的事情着了魔。其实在一九七九年中期关于文学馆的想法才钻进我的脑子。我本来孤陋寡闻，十年浩劫中我给封闭在各种“牛棚”里几乎与世隔绝。在那些漫长的日子里文学资料成了“四旧”，人们无情地毁掉它们仿佛打杀过街的老鼠，我也亲手烧毁过自己保存多年的书刊信稿，当时我的确把“无知”当做改造的目标。

　　一连三夜都是这样，睡前服了两片“安定”也不起作用。早晨坐在椅子上打瞌睡。午睡时躺下几分钟就忍受不了，我只好起来在院子里散步消磨时间。我不愿意把这情况告诉我的妹妹和子女们，害怕他们替我担心。我一个人顺着自己的思路回忆那些不眠的长夜，我知道它们来自我十年中所受的人身侮辱和精神折磨，是文化大革命给我留下的后遗症。事情并没有结束，我还在忍受痛苦的磨炼，我还在进行生死的斗争。

　　我今年八十。那天在宴会上您还为这个跟我碰杯。其实活到八十是一件可悲的事。我时时痛苦地想到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还应该做那么多的事，却只有这么少的时间！我还想写那么多的文章，一天却只能写一两百个字，有时拿起笔手抖起来，一个字也写不好。我着急。然而我并不悲观。我写不好，会有写得好和写得更好的人。年轻人已经赶上来了。现在和未来都是属于他们的。活跃的应该是他们。当然我手中的笔也还是属于我的，我有权、也有责任写作到我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