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来要写我们访问长崎的事，但忽然因感冒发高烧、到医院看病就给留了下来。吊了两天青霉素、葡萄糖，体温慢慢下降。烧退了。没有反复。再过几天我便可回家。

　　病房里相当静。三十年来我第一次住医院，有点不习惯，晚上上床后常常胡思乱想。想得最多的就是关于发烧的事情。

　　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哥哥李尧林。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从重庆回上海，住在霞飞坊（淮海坊）五十九号三楼。李尧林生病睡在床上，因为没有钱不能住进医院，由一个懂医道的朋友给他治疗。晚上我搭一张帆布床，睡在他的旁边。每天清早他醒来就要在床上量体温，早晨温度不高，我在旁边听见他高兴地自言自语：“好些了，好些了。”他是英语教员，喜欢讲英语。下午他的体温逐渐增高。每天都是这样，体温一高，他的情绪就坏起来。不几天靠一位朋友帮忙他住进了医院。但是在医院里他并不曾活过两个星期。

　　其次我想到亡妻萧珊。一九七二年六月初我从奉贤县“五·七干校”回家度假，发现萧珊病倒在床。不知道她患什么病。不是查不出，是不给查。当时是“四人帮”横行的时代，看门诊的“医生”不一定懂医，一个普通老百姓（还不说“牛鬼的臭婆娘”）发烧在三十九度以上，到医院挂急诊，或者开点药就给打发走了，或者待在“观察室”吊盐水针过半天回家。萧珊患肠癌，那年三月想办法找人开后门，在一家医院里照了直肠镜，但她的病在结肠上，照不出来。那个时候拍X光片子也非常困难，不但要请人帮忙，而且还得走不少弯路。到七月中旬才查出她的病源，七月下旬她住进医院，癌细胞已经扩散。她在病房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在焦急等待查出病源的时候，我每天四次给萧珊登记体温（我回家之前我女儿、女婿做这工作）。清早，温度低一些，以后逐渐升高，升到三十九度左右，全家就紧张起来，准备上医院去挂急诊号。明知到医院看门诊也解决不了问题，（就在查出病源前十多天，门诊医生还断定她患肠结核呢！）但是发了高烧不去一趟又怎么说得过去？

　　今天回想起这些日子我还会打冷噤。

　　所以我不喜欢量体温。我长时期没有患过大病，没有住过医院，总以为自己身体好，什么病痛都可以对付过去。明明感觉到不舒服，有热度，偏偏不承认，不去看病，不量温度，还以为挺起胸来就可以挺过去。这次也是如此。大清早起来就觉得发烧，人不舒服，却不肯量温度。下午四点实在支持不住，我才到楼下找药吃，我的妹妹拉住我量体温：三十八度八，我女儿、女婿便拉我到医院去看病，再量体温：三十九度三，人已经十分委顿。两天后才退烧。

　　现在一切都正常了。不过十天光景吧，我在身心两方面都像是生过一次大病似的。

　　在病床上总结这次退烧的经验，我不能不感谢我的妹妹和女儿。她们怀疑我生病、拉我去看病，似乎有意跟我过不去，我当初有点责怪她们多事，后来才明白，要不是她们逼我量体温，拉我上医院，我很可能坚持到感冒转成肺炎，病倒下来，匆匆忙忙地离开人世。在讨厌我的人看来，这大概是好事。但对我来说，这未免太愚蠢了。

　　不承认自己发烧，又不肯设法退烧，这不仅是一件蠢事，而且是很危险的事。今后我决不再干这种事情，也劝告我的朋友们不要干这种事情。

　　七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