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仿佛也参加了老朋友的葬礼，我仿佛看见他“冷冷静静地走上他最后一段路程”。长时期的分离并不曾在我们之间划一道沟，一直到死他还是我所认识的黎烈文。

　　“埋头写作，不求闻达”，这是他从福建的那段生活中、从到台湾初期碰钉子的生活中得到的一点教训吧，我起初是这样想的，但接着我便想起来：三十年代在上海他不也就是这样吗？那么我可以这样说吧：有一段时期他丢开了写作，结果他得到了惩罚。但最后二十几年中他是忠于自己的，因此在他工作过的地方出现了许多“从黎先生那里直接间接获得很多东西的文化界人士。”

　　用不着我替死者摘帽，用不着我替他揩拭污泥，泥水四溅、帽子乱飞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的了。那一笔算不清的糊涂账就让它给扔到火里去吧。在那种时候给戴上一顶“反动”的帽子是不幸的事，但是不给戴上帽子也不见得就是幸运。一九五七年我不曾给戴上“右派”帽子，却写了一些自己感到脸红的反“右”文章，并没有人强迫我写，但是阵线分明，有人一再约稿，怎么可以拒绝！“文革”期间我靠边早，没有资格批判别人，因此今天欠债较少。当然现在还有另一种人，今天指东，明天指西，今年当面训斥，明年点头微笑，仿佛他一贯正确，好像他说话从不算数。人说“盖棺论定”，如今连这句古话也没有人相信了。有的人多年的沉冤得到昭雪，可是骨头却不知道给抛到了什么地方；有的人的骨灰盒庄严地放在八宝山公墓，但在群众的心目中他却是无恶不作的坏人。我不断地解剖自己，也不断地观察别人，我意外地发现有些年轻人比我悲观，在他们的脑子里戴帽或摘帽、溅不溅污泥都是一样。再没有比“没有信仰”、“没有理想”更可悲的了！

　　我不能不想起那位在遥远地方死去的亡友。我没有向他的遗体告别，但是他的言行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埋头写作，不求闻达，“不多取一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这应当是他的遗言吧。

　　只要有具体的言行在，任何花言巧语都损害不了一个好人，黑白毕竟是混淆不了的。

　　五月二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