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青天”，也许是这些进京上访的人的共同愿望，至少也是他们能在北京逗留的借口，而北京也是他们的问题和冤屈能得以解决的最大希望。许多人都在诉状中写道：

　　“我坚信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救星”；

　　“我坚信共产党富有实事求是，救死扶伤，永放革命人道主义光辉”（原文如此）；

　　“只有党中央能帮我解决问题，什么时候解决了，我就什么时候回家”。

　　但是，要想解决问题，又谈何容易！根据1988午6月14日的《法制日报》报道，在基层法院，信访重复率平均为30％，中、高级法院要超过40％，甚至达到70％～80％。据于振安同志说，目前的状况也大致如此。而最高人民法院申诉庭庭长纪敏估计，在最高人民法院解决问题的，大约在10％左右。这些抽象的数字所带来的具体的结果是：许多人来来去去，反复上访，长达几年、十几年甚至二三十年；有一部分人在北京一待就是半年、甚至超过两年，成为地地道道的上访老户，而他们的问题也越拖越复杂，越来越难以解决。

　　但即使在这凄楚的上访路上，仍然会发生些令人感动的人间之情。从河南来的姓刘的大嫂在北京邂逅了从辽宁来的张姓上访者，共同的命运使他们的手牵到了一起—在自觉上访无望后，两人买了辆板车，靠收废品度日。我见到他们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儿子。刘大嫂说，她一定要供儿子考上大学，“我们不就是因为没有文化，才吃官司？才受人欺负?”

　　74岁的刘增老人因脚踝被车撞伤，躺在幸福路上没法动弹，其他上访者便把他们弄来的食物分给他一些吃。老人在这里支撑了111天后，死了。

　　这样的生活使很多上访者居无定所，四处游走。有极少数人忍受不了这身心的双重折磨，寻了短见（1995年10月11日，就有一位上访者从接济站的五楼跳下，自杀了），还有一些上访者在问题解决后已是家破人亡，加上流浪惯了，便依然在北京游荡……

　　不管怎样，在目前，信访制度总的说来是有益的，它毕竟是老百姓与上级政府和法制机关通气的一条途径，信访接待的工作就是要努力保证这条途径的畅通。

　　这群人最前面是几个孩子，其中一个还拄着拐杖，在本应上学的年龄里，他们都随着家人踏上了上访之路。可从他们的眼神里还是透露出和同龄人一样的好奇和天真。在靠后的位置有一个举着材料的僧人，本应该无欲无求的出家人看来也有好多话要讲。左面是个身材壮实的汉子，可从他脸上让我们看到的是已经扭曲的表情。在后面的墙上的几个看上去很温馨的字“上访之家”，明确地解释了这群人的身份。

　　1995年炎热的夏季，74岁的刘增因脚踝被撞坏，在幸福路上呆了111天后去世。

　　幸福路上到处都是这些露宿街头的上访者，这种情景人们已经司空见惯了。

　　上访者的表情非常执着，从他衣服上不一样的扣子可以看出他生活虽然艰难，可并没有使其失去尊严。

　　一位老者正在一笔一画地写诉状。据说，在上访前他并不识字。从这双手可以看出他上访时间已经不短了。

　　这是两位上访者的家，在上访路上他们同病相怜产生了感情，靠捡垃圾养活两个孩子，并发誓要供他们考上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