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究竟留谁的问题上，令博古用尽了心思。他想，如果留邓小平，这等于把四个人都留下是一样的效果，更何况周恩来不一定能同意。突然间，他感到毛泽覃必须留下，因为毛泽覃是毛泽东的胞弟，把他留下，毛泽东肯定会有所反映。如果真是那样，便可以再给毛泽东一点颜色看看，让他再老实一些。

　　妙极了，博古一阵兴奋，接着把古柏也留下了。

　　1935年4月25日，毛泽覃带领游击队在翻越瑞金黄膳口的一座名叫红林的大山时，被敌人包围。在突围时，毛泽覃中弹牺牲。后来敌人从他的遗体衣袋里找出一张染着鲜血的毛泽东照片，照片背面有毛泽东题赠他的字，才知死者是毛泽东的胞弟。

　　古柏留下来担任闽粤赣红军游击纵队司令。1935年3月5日，由于叛徒的出卖，他和两个战友在广东龙川鸳鸯坑被一百多名敌军包围，从清晨坚持到中午，最终因弹尽，三人全部饮弹牺牲。

　　1937年秋，毛泽东接到古柏二兄古梅的信，为古柏挥毫题词：

　　吾友古柏，英俊奋发，为国捐躯，殊堪悲悼。愿古氏同胞，继其遗志，共达自由解放之目的。

　　博古把他认为该留下的都留下了，能留下的也都留下了，这样他就可以畅通无阻地贯彻他的意志了。

　　但历史却戏弄了他。

　　担架上的“阴谋”

　　博古把谁去谁留安排妥当后，红军就开始转移，向着最高“三人团”决定的目标和方向转移，这就是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

　　这一时刻，被刻进了历史：公元1934年10月10日。

　　这一时刻，就是后来称之为长征的开始的时刻。

　　长征开始前，党政军机关及直属单位编为第一、第二两个野战纵队，总称为军委纵队，由两个军团的部队掩护行军。中央最高“三人团”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实际上，第一野战纵队就是党和红军的首脑机关，长征的总指挥部。

　　出人意料的是，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被作了另外的安排，把他们三人分散到各军团行军。这无疑是博古的意图，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博古隐约感觉到他们思想上有些共鸣，就把他们分开，不让他们有接触的机会。除此之外，就是不让他们参与决策圈的活动。

　　毛泽东看出了博古的意图，立即对这种安排提出异议，要求三人一路同行。

　　其实，毛泽东的这一要求很容易引起博古和李德的怀疑而适得其反，很可能被扣上一顶大帽子而使毛泽东没有翻身的机会，但他为什么会冒如此大的风险，要求安排他们三人同行呢？这种“同行”对他就那么重要吗？

　　毛泽东想过，此次红军转移是凶多吉少，弄不好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特别是博古把此次转移作为一次大搬家，坛坛罐罐都要搬上征途，更使他忧虑不安。他虽然有自己的正确主张，但没有人支持也是白费，但这需要有一个交流的过程。在这以前，他不便与他人有过从甚密的交往，那样会引起博古的猜疑。王稼祥、张闻天对他的主张有了一些初步的了解和认识，尽管他与张闻天有过这样的机会，但还不便谈得很深，需要有一个过程。王稼祥虽然在宁都会议上向毛泽东靠拢，但他只是感觉到毛泽东的有些做法和主张是对的，后来也没有更多机会在一起交换思想。因此在毛泽东看来，转移中如能与他们两人同行，那便是向他们宣传自己的思想和主张的最好时机，如能得到他俩的支持，对于推行正确路线，扭转目前极为严重的局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毛泽东还意识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再等下去，万一哪一天因李德的瞎指挥彻底断送了红军，那就永远也没有这个机会了。

　　于是，毛泽东才大胆地提出了“同行”的要求，也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的响应。

　　那么，博古的态度如何？他能同意他们三人同行吗？

　　博古思虑再三，最终还是同意了，为什么？因为博古认真掂量了一下这三个人的分量，毛泽东有病在身，王稼祥身负重伤，相信他们也走不了多远，剩下一个张闻天，也不会出现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所以，博古也就同意他们随第一野战纵队行动。

　　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三人同行，对红军的命运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伟大的人物，其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在关键时刻、关节点上，勇敢而机智地抓住机会。

　　事又凑巧，毛泽东和王稼祥都是因病躺在担架上开始长征的。

　　毛泽东在于都所经历的那场大病，险些夺去了他的性命，加上受排挤后心情不好，对红军的前途忧心忡忡，身体非常虚弱，无法行走。其实，毛泽东最不愿坐担架，他喜欢走路，也很能走路，红军的领导人当中，大概没有谁比他走的路更多，但眼下身体的状况不允许他步行。所以，过了于都河，毛泽东就不得不坐上了担架。

　　王稼祥是由于受伤才坐担架的，这伤已经有很长时间了。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的一天，他正在江西乐安县的一个叫谷岗村的庙里召开战前政治工作会议，周恩来、彭德怀、谭政等出席会议。正在开会，空中响起飞机轰鸣声，起初大家不在意，仍旧开会，过了一会儿，敌机又来了，并响起爆炸声。王稼祥大喊一声：“快跟我到外面隐蔽!”便冲出大门，仰头观察空中的敌机，就在这时，一颗炸弹已经落下来，他在爆炸声中倒下，弹片钻进了他的右腹部，伤势十分严重，立即被送往瑞金医院，但因医疗条件所限，无法动大手术把弹片取出来，只得采取保守疗法。可是不久腹部化脓，成了慢性病。正因为这样，长征开始时，他也只能坐担架。这一坐，就一直坐到陕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