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份：中国翻译家、学者

　　死于：1966年9月3日（终年58岁）

　　死因：自杀

　　地点：上海寓所

　　评价：傅雷以深湛的法文造诣，翻译了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一批大文豪的经典名著，使我们今天的读者有幸从《约翰·克利斯朵夫》《高老头》等名著中汲取丰富的养分。在那特殊的年代里一代大家盛年而逝，为人们留下了太多的遗憾。

　　1966年8月30日深夜，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伙红卫兵突然闯进书香袭人的傅家院落。他们踩烂了傅雷亲手栽植的一棵棵月季花，还掘地三尺，希图从那里找到所谓的罪证。最后，他们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箱子，从中翻出了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小镜子后有蒋介石的头像，画报上有宋美龄的照片。其实这个箱子是傅雷的小姨子寄放于此的，但傅雷不愿连累亲人，故而有口难辩。于是“罪证俱在”，立刻被红卫兵按倒在地上，随之而来的是长达4天3夜的折磨：抄家、揪斗、贴大字报、刷大标语。

　　傅雷一生做事一丝不苟、嫉恶如仇、性格耿直。当年他翻译名著《高老头》《约翰·克利斯朵夫》时，精益求精，一译再译，几易其稿，但一经定稿竟不许编辑改动一字一句。他是个理想主义者，决不会让自己的清白受到环境的污染。9月2日傍晚，傅雷在批斗暂告一段落后回到家中，与夫人朱梅馥在次日凌晨双双自缢身亡。

　　临走前，他没有忘记托自己的内弟朱人秀上交当月55元的房租，没有忘记给自家的保姆周菊娣留下一块女表、一个旧挂钟、一张600元的存单作为她过渡期的生活费。他说：“她是个劳动人民，一生孤苦，我们不愿她无故受累。”最后剩下的53.3元又托付朱人秀，作为自己与夫人的火葬费。没有一丝一毫的疏忽，一切都处理得井井有条。当夜，他和夫人留下了最后一封家书，这是写给朱人秀的遗书。他在遗书中发出了一个知识分子、一介书生痛彻的自白：“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但在英明的共产党和伟大的毛主席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涮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已经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就这样，“士可杀不可辱”的傅雷夫妇辞别了动乱的人世。

　　20年后，劫后余生、与傅雷相交达40年的国画大师刘海粟，对傅雷的死作了这样的评价：“傅雷的死，是6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是中国知识界的损失。然而，在那个时候，在那种气氛下，像他那种犟脾气，有这样一个结局似乎是难以避免的。从那个时候起，中国知识分子便常常做噩梦。”“今天，人们已从噩梦中醒来。中国共产党及其几代卓越的干部们共同从痛苦的记忆中总结出了沉痛的教训--一切要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