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文/任锡海 1984-1999年

　　建于二十世纪初的邱县路10号大院（原名德盛里）位于青岛小港码头附近，老人们用“大窑沟、海关后”为它定位。二十世纪20年代，母亲被父亲从渤海湾畔的掖县接来青岛后没多久，便在这大院三楼租了一间房子，一住就是七十多年。1945年出生的我也在这里度过了五十多个年头。

　　1980年9月，中国著名新闻摄影理论家蒋齐生先生到青岛讲学，顺便到大院来看望我的母亲，他站在楼台上，对这住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像个村庄一样的大院很感兴趣，并嘱咐我注意把大院的人，大院的生活拍下来。

　　建于二十世纪初的邱县路10号大院（原名德盛里）位于青岛小港码头附近，老人们用“大窑沟、海关后”为它定位。二十世纪20年代，母亲被父亲从渤海湾畔的掖县接来青岛后没多久，便在这大院三楼租了一间房子，一住就是七十多年。1945年出生的我也在这里度过了五十多个年头。

　　1980年9月，中国著名新闻摄影理论家蒋齐生先生到青岛讲学，顺便到大院来看望我的母亲，他站在楼台上，对这住有五十多户人家的像个村庄一样的大院很感兴趣，并嘱咐我注意把大院的人，大院的生活拍下来。

　　五十多年的时光，对于人的一生，算是不短的。大院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记载了我从童年到少年，从青年到中年生命的痕迹，还有相处几十年的邻居婶子、大爷、大娘，兄弟姐妹们，比自己小的侄子、侄女，甚至更小的称我为“爷爷”的孩子们，在大院里，邻里之间就是这样像一家人似的称呼和相待的。妻子初进我家，很有些不习惯，惊奇怎么年轻轻的就被人叫做“五奶奶”了。五十多年，两万多个日日夜夜的纠缠厮磨，使我与“10号大院”难割难舍。新房子分了已有多年，但我仍与老母、长兄、妻、子挤在老院两间旧房里，只在周末才去套房住上一宿，即使这样，第二天一大早，就闹着“要回家去，回10号大院去”，妻子怎么也读不懂我对老院的这份恋情，只好发狠地称呼我为“怪物”。

　　10号院一带，因位于小港码头附近（当年是主要的码头），在青岛开埠初年，就被划为“劳工区”或“贫民区”，所以院里住户多为“扛大包的”或“拉大车的”从四乡来的移民。记得住在三楼头处在码头上扛大包的“四大爷”、“五大爷”，兄弟两人合租了一间房，用两只木箱一隔，就迎娶了“四大娘”和“五大娘”。即使现在，这“大院”里住的也仍是些最平常不过的普通青岛人。平日里邻居们虽然也会有些碰碰磕磕，但遇事相互照应、相互帮扶使得大院生活显得有滋有味，与在新式套房住了多年还不知对门姓什么名什么相比，大院生活特别富有人情味，特别让人依恋。

　　在这大院里，母亲是年纪最长，居住时间最久的“元老”，她性情豁达、爽直，爱“管闲事”，因此在院里很有些“权威性”。1950年，大院重修后，有关部门突然想转做他用，母亲约同院几位婶子大娘们据理力争，终于得以返回，而且还提出了仍按各自原先的方位回迁的原则，以避免出现争执。听晚年的母亲述说这些往事，我突发奇想：如有“伯乐”提携，母亲会是一位不错的领导者。住进10号大院的我家，从物质层面上讲，自然可以用“清贫”二字概括，这是事实。但生来即心灵手巧的母亲，通晓许多事理，尤其对艺术有着特殊的感悟能力，因此使我从小生活在一个对精神层面要求较高的氛围中，受到母亲以她特有的方式传输给我的艺术启蒙，并在她的关心下，一步一步地走上艺术之路，并有了一定的成就。多年来，母亲总是我作品的第一位观众和评委。有时朋友拿照片让我看，近百岁高龄的母亲也愿看，让她挑选，她挑出的那张肯定是最好的一张，母亲的观念一点也不落俗套，我曾几次对母亲讲，有机会让她当一次年龄最高的评委。多年来，我时常给母亲拍照片，但都是些随意的生活照，没有刻意安排和讲究，偶有她看好的，她会问我能否摆展览、上报纸，但因工作忙，也总觉还有时间，我总推说下次拍，下次拍好一些的，一直也未能如母亲的愿。

　　1998年10月28日，农历的九月九，“重阳节”上午10时，因病住进医院，已安详地睡了两天，醒来还应答了我与哥哥们问候的母亲永远地“睡”着了。这突然而来的变故，我毫无准备，我—时木然，无泪、无语。在婶子、大娘们的指点下，我沉静、机械地行完了应有的程序之后，我一直在思考，寻找与母亲继续对话的途径。在排除了好多的不妥之后，我选择了这个方式，利用1999年的夏天，完成了这个在青岛开埠后不久即建成、母亲在这里生活了—辈子的老院的拍摄，并选择1999年的“重阳节”举办《五角大楼—10号大院的故事》摄影展，献给即将迈进新世纪的青岛，并作为对母亲，一位平凡的世纪老人的纪念。

　　风筝带着祖孙俩的愿望飞翔在10号大院的上空。祖孙两人位于画面的正中，小孙子专注而认真地操控着手中的线，风筝通过祖孙俩的手升向空中。孙子稚嫩的脸和奶奶在风中飘动的白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画面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浓浓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