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文/张新民 1997年

　　棚屋区其实在每个大城市都有，北京有“浙江村”，广州有“垃圾村”。部分城市居民，曾经怀着优越感，抱着可怜他们的同情心，保持着一种警觉去看他们：他们是盲流；他们脏乱差，是城市的污染源；他们“村”里杂七杂八，是治安犯罪的渊薮；他们没有生活品味；他们不可接近……甚至有人如同挖到宝一样惊呼发现了损害城市的一大公害，满怀义愤地呼吁有关部门捣毁……

　　现在，随着摄影记者的眼光，我们可以走近他们。我们可以发觉：他们艰苦，但不乏拼搏心、上进心乃至希望；他们有人情味，他们有爱，有很好的感情；他们没有城里人自我封闭的怪脾气，居然可以十个平方住十户人家；他们在认认真真地生活……

　　俗话讲“关起门来是一家”，指的是原本不是一家人相互把对方看做自家人，不见外。深圳的“团结户”正是如此：三两家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共租一屋，同舟共济，共度难关，虽苦犹甜。

　　然而，赵云波何素芳夫妻的团结户“府上”却拥有10家人—5对夫妻、1对姐妹、4对朋友，20个人共用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棚屋，5张单人木架床叠成上下层，密密匝匝靠墙一圈，中间1平方米空当正好放一张小方桌。上下床两个铺，每铺两人睡觉。倘若20个人正好都同时下床来，棚屋里所剩地面是断然容不下40只脚的。

　　“这种事不会发生。”赵云波说，“有上夜班的，上白班的，人不会同时都在屋里的。”

　　1997年2月，记者两次去采访，想给这20个人的大家庭拍张全家福，左等右等，始终没能把人等齐。进到左邻右舍探访，情形都差不多：每间屋少则五六张、多则十几张上下铺木床，每铺住两个人，多为夫妻，也有亲戚、朋友、熟人、老乡搭档共住的。

　　这个棚屋区在深圳沙井镇万丰村边沿，顺着一条排水沟，一间又一间的棚屋连成了一条街。记者从头数到尾，93间。按平均每间20人计，这93家房客大约一千八百多人。他们全是从内地来深圳的打工者，其中90％来自四川。

　　赵云波今年26岁，1992年从四川西充县来万丰，在好几家外资工厂打过工，是棚屋的老房客。他说厂里有集体宿舍，但是夫妻不能住在一起，朋友老乡也难住在一起，互相没个照应。还有，不准自己做饭，吃食堂，口味和价钱都不行，房费也太贵。

　　赵云波的妻子在一家玩具厂做工，每月能挣400-500元。他俩的床费每月60元，水电费另计。小两口每月开支大概需500-600元，如果不失业，一年下来，两口子能攒下5000元左右。赵云波说：“在家乡，人均不到半亩地，没有钱挣。”

　　棚屋里每张床都挂上塑料布做帘子，男女隐私全在关起的帘子里。“过夫妻生活像贼似的。没办法，大家都一样，见惯不惊。不过比住厂房好，住厂房你想过夫妻生活是要抓的。抓住就罚款，弄不好还‘炒鱿鱼’。”

　　个人隐私，对于棚屋房客们来说，根本就无从谈起。生存压倒了一切。虽然在隆冬季节走进棚屋感觉还可以，但是完全可以想象，二十来位男女房客挤在这样的空间里，如何熬过南方漫长的酷暑。

　　93间棚屋只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点。赵云波说，附近还有很多，菜市场下边就有一处。

　　赵云波的连襟杜成东和他床对床，去年，24岁的杜成东在南海市某公司干保安，工资收入和食宿条件都不错，因为妻子何素琼在万丰打工，春节前杜成东放弃了南海的工作来到妻子身边，成了棚屋的房客。杜成东从报刊抄了一大本有关打工者生活的文章和诗歌，他告诉记者，他正在认真考虑要不要返回家乡。

　　但是绝大多数棚屋房客没有这个打算。他们认为，出来打工，住棚屋，都是自己的选择，“打缩脚锤”会被人认为没出息。棚屋虽然挤，但是有亲情，有乡音。

　　城市要综合治理，棚屋迟早会拆除。记者问棚屋房客到时怎么办？赵云波想了想，说：“天无绝人之路。”

　　在布满垃圾的水沟边，人们搭建起了一排“吊脚楼”。从破铁皮、毛毡、纸壳、木板这些随手能得来的“建筑材料”上能想象出居住环境的恶劣。破窝棚和远处的高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右页）棚屋里，小夫妻间的亲昵总是让同住的大姐羡慕。

　　（后页）小小的房间里，极尽所能地被搭建出五六个上下铺，空间被利用到了极致，而人们舒展肢体的愿望只好留在一张单人席大小的地方。20个男女在一间窝棚里共同度过春秋冬夏，这样的窝棚有93家。

　　风筝带着祖孙俩的愿望飞翔在10号大院的上空。祖孙两人位于画面的正中，小孙子专注而认真地操控着手中的线，风筝通过祖孙俩的手升向空中。孙子稚嫩的脸和奶奶在风中飘动的白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画面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浓浓的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