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底，野牦牛队悲喜交加到了极致。12月14日，野牦牛队毫无争议地荣获了中国环保奖金最高的“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奖金30万元。颁奖现场，梁书记宣布30万元奖金将全部用于可可西里藏羚羊和其他野生动物的保护工作。千里之外的野牦牛队队员也聚集在我小小的笔记本电脑屏幕前收看现场的网上直播：“现在好了，终于又可以进山了，我们这次一定要把可可西里好好地看个遍！”

　　万万没想到的是，一周后玉树州打来电话，要求梁书记立刻去州上。直觉告诉我们，一直担心的野牦牛队撤并终于要来了。

　　梁书记刚从北京回到格尔木，就和靳主任、吕长征带着我赶往玉树。青康公路在群山和草原之间起起落落，车窗外、雪原上徘徊着几只大灰狼，山坡上闪过一只狐狸的身影，每个电线杆顶端都落着一只鹰，这里的冬季是肉食者的天堂。

　　整整两天，走了1600公里颠簸的山路，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去接受一个决定：撤消野牦牛队，部分正式职工和全部临时工并入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当天晚上，我在玉树的结古镇大醉大哭了一场。

　　梁书记和靳主任却相对平静：作为地地道道的政府派出机构（而非有些人误认为的“民间组织”），野牦牛队从领导到队员都无条件地接受上级的安排。队员们也早已明白，既然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在几年前就已经成立，野牦牛队撤并只是早晚的事情。回到格尔木，撤并工作顺利得出乎我的意料。

　　撤并完成后，队员们来到昆仑山口索南达杰的纪念碑前，给索书记献上哈达，敬上酒，在零下30摄氏度的瑟瑟寒风中，全体队员在碑前宣誓：“不管人在哪里，都愿继续为藏羚羊的保护流血流汗！”

　　5年前的他们，每人凑了300块钱，买了必须的帐篷、食物，在西部工委第二任书记扎巴多杰带领下来到可可西里的时候，也有过一次保护藏羚羊的庄严宣誓。那时，队员们都知道：除了治多县解决其中小部分正式职工的工资之外，政府不会再给野牦牛队一分钱的拨款。

　　5年多的2000个日子里，在常人几乎难于想像的艰苦条件下，野牦牛队在可可西里无人区巡山上百次，抓获盗猎藏羚羊团伙92个，收缴藏羚羊皮八千多张。这几乎占到青海、西藏、新疆三省区全部藏羚羊反盗猎成绩的一半。在反盗猎的斗争中，有人牺牲了，有人离开了，但29名弟兄坚持到了撤并的那一刻，坚守了当时的诺言。

　　这5年中，辉煌、敬意、谣言和误解伴随着野牦牛队。

　　最初的责难是由于野牦牛队出售缴获的藏羚羊皮张。从表面上看这是难以原谅的。而扎巴多杰作出这样的选择，内心也十分矛盾。按照西部工委成立初期与治多县政府的约定，野牦牛队通过对金矿的管理收取管理费和资源费，来筹集反盗猎资金。1996年，由于目睹了采金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扎书记坚决清退了可可西里内几乎所有的采金人员，这等于断了自己的经费来源，野牦牛队的经济状况因此更加糟糕。万般无奈之下，扎书记才决定“以赃治盗”，用卖皮子的钱维持反盗猎。1998年北京演讲期间，扎书记向有关部门专门解释了相关情况，并表示只要有起码的财政拨款，野牦牛队坚决停止“以赃治盗”。遗憾的是，在扎书记回到家乡玉树的第二天，就在家中因为近距离中弹去世，壮志未酬。扎书记去世之后，野牦牛队开始收到社会较大金额的捐款，梁书记果断地停止了藏羚羊皮的出售，将后来缴获的藏羚羊皮全部销毁或封存。

　　随后，一种细小又值钱的浮游生物——卤虫，又成为对野牦牛队发难的依据。2000年年初，野牦牛队巡山时，在鲸鱼湖附近遇到一辆吉普车，来人是进入可可西里捕捞卤虫的，他们手中有和新疆某机构签订的捕捞合同。由于担心这样的捕捞行为会对环境产生严重的破坏，野牦牛队将这辆吉普扣留，等待上级的处理意见。一起进山的《中国环境报》记者还打算将合同的副本带回北京，准备将捞卤虫的事情进行曝光，以杜绝以后的此类行为。但回到格尔木，治多县的指示却是无条件放车放人。然后，治多县专门派出地矿局的几位领导来到格尔木，经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同意后，和几位老板签订了鲸鱼湖、移山湖、苟鲁措湖等湖泊的卤虫开发合同，总共收取资源费近三十万元。

　　正是这几份合同，打开了可可西里卤虫开发的大门。

　　而作为治多县委的派出机构，野牦牛队无可推托地要承担维护湖区治安、保证开发者“合法”利益的责任。但卤虫开发对于湖区环境的破坏是明显的，正是地方政府某些人的这种短视行为，给野牦牛队的声誉造成了极大损害，也使有关部门下了撤它的决心。

　　野牦牛队大部分队员并入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在当时看来，已经算一个不错的方案了，至少在可可西里出生入死5年多的队员们有了一个归属，没有被直接解散，还能够在可可西里继续战斗，保护他们的羊群，还能够拿一份原来3倍的工资（合并前为210元，合并后为600元）。如果直接解散野牦牛队，他们很可能都要两手空空地回到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