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6月3日，我下了火车，背着背包冒冒失失地来到野牦牛队在格尔木南郊的驻地，一个又高又黑的藏族汉子问我找谁。得知我的来意，他热情地带我到靳主任（西部工委办公室主任）家，安顿下来之后，我们一起坐在街边的台阶上聊天，谈话当中，他变魔术一样地从口袋里掏出一袋塑料袋装的青稞酒，用嘴咬开，然后递过来——那是我喝的第一口青稞酒。

　　他便是白成，来野牦牛队前是治多县的一位藏文教师，还给县政府做藏文翻译。那时，野牦牛队内忧外患，白成也开始了借酒消愁的日子。

　　没有想到，和白成同样的痛苦，在我与野牦牛队共同生活的近一年的日子里，会一直伴随着我：听到了太多关于野牦牛队财务混乱的传说，看到了他们确实存在的制度和执法上的不规范，亲历了野牦牛队被撤并，然后看着9个队员因为“卖藏羚羊皮”被捕入狱……

　　所有的一切，都是对我最初的理想主义的无情打击。我离开可可西里时，深深的绝望之中还是有一丝希望，因为毕竟还有二十多个野牦牛队队员加入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他们坚持战斗在可可西里，藏羚羊还有希望。

　　可如今，并入到可可西里保护区管理局的野牦牛队队员都基本回家了；而我，曾经声称要做野牦牛队一名普通队员的我，已完全告退，在灯红酒绿的大都市中过着腐败的生活。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很可耻。

　　那年去可可西里的理由很简单：一种纯粹的理想，一种来自内心的渴望和需求，一种对爱与恨的简单宣泄。一方面是因为可可西里极端的气候条件和绝美的风景，一方面也以为那里只有一种简单分明的是与非——盗猎与反盗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还是一种逃避，逃避我对这个复杂世界的迷惑、疑虑以及不满。但下定决心以后，我才知道事情并不如我想像的那样简单。当时野牦牛队已经走过了最辉煌的时期，被解散的威胁一直存在；而内部，由于两位主要领导在处理问题的方式上意见不统一，也让各种传言乘机四起，“内部财务混乱，捐款使用不当”的传言甚至动摇了许多支持者对野牦牛队的信任和队员们对梁书记（梁银泉，西部工委第三任书记）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