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小说是非常重视喜剧性、娱乐性的。晚明叶昼在评《水浒传》第五十三回时曾认为：“天下文章当以趣为第一。”当时小说戏曲界如汤显祖、冯梦龙等都非常强调趣味。这种文学思想，对这部悲剧的创作是有影响的。屠隆在《唐诗品汇选释断序》中说：“然人不独好和声，亦好哀声；哀声至今不废也。其所不废者，可喜也。”这里虽然论的是诗，但其精神与小说创作是相通的。从中可见，屠隆对于“哀声”的高度重视并具有独到的见解。这里的“可喜”，虽然不仅限于“使人发笑”，还可能主要指有艺术的感染力；但从小说创作来看，其“可喜”的艺术感染力不能不包含着由戏谑文字而引发的“趣味”。作者显然是努力追求这种趣味的。小说因而有时显得庸俗低下，有时联系不够紧密，但总的来说，《金瓶梅》是我国古代第一部有“趣”可“喜”的长篇暴露小说。以后的《红楼梦》设计了薛蟠、刘姥姥一流人物，《儒林外史》中更有许多令人发噱的人和事，及至到晚清的李伯元、吴趼人等强调要“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应该说都与这种哀中有喜、悲喜交集的创作手法有联系。看来，在暴露性的悲剧作品中，巧妙地编入一些戏谑文字，能活跃气氛，调节情绪，是增强娱乐性、趣味性的有效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