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的张潮在《幽梦影》中曾说：“《金瓶梅》则是一部哀书。”的确，从整体来说，《金瓶梅》是一部暴露性的社会悲剧。作者“悲愤呜唈，而作秽言以泄其愤也”（《竹坡闲话》）。然而，这部悲剧既使人感到压抑和沉重，又能时时让人透出气来，笑出声来。而当笑过之后，得到的回味仍然是人生的悲和愤。它妙就妙在哀而能笑，笑而愈哀，是一部带着笑声来暴露的悲剧。

　　《金瓶梅》之所以能逗人发笑，主要是安排了一些喜剧性的人物、情节，乃至片言只语，所谓“专在插科打诨处讨趣”（崇祯本批语）。帮闲应伯爵，可以说是一个插科打诨的专家，他那张伶俐油滑的嘴，常常会吐出不少笑料；而他在小说中，从第十回（崇祯本为第一回）到第九十七回，几乎贯串始终，这就使整部小说都沾上了一点喜剧色彩。这里且以西门庆与李桂姐的两次僵局来看看他的表演。第一次，于西门庆梳笼李桂姐后不久，两人正打得火热时，潘金莲送来了一首“黄昏想，白日思”的词。李桂姐一见不免吃醋，一头倒在床上朝里边睡了，慌得西门庆不知怎么才好。此时，全靠应伯爵、祝日念一帮闲客，“说的说，笑的笑，在席上猜枚行令，顽耍饮酒，把桂姐窝盘住了”。这位应伯爵就说：“大官人你依我，你也不消家去，桂姐也不必恼，今日说过，那个再恁恼了，每人罚二两银子，买酒肉大家吃。”他于是带头说了一通《朝天子》，大家嘻嘻哈哈地说了几个笑话了事了。后来，西门庆发现李桂姐接了杭州贩绸绢的丁二官，大吃其醋，一怒之下把李家的门窗户壁床帐都打碎了，并发誓再也不去了。此时，也是这个应伯爵死皮乞脸地把他拖了去，到了李桂姐家，他在旁打诨耍笑，向桂姐说：“还亏我把嘴头上皮也磨破了半边，请了你家汉子来，就不用着人儿，连酒儿也不替我递一杯儿？”于是一个“怪应花子”，一个“贼小淫妇儿”地调笑起来，再加上一个“螃蟹与田鸡”的“笑话儿”，逗得“两个一齐赶着打，把西门庆笑的要不的”，一腔怒气全冲到了九霄云外。应伯爵就是这样一个引人发笑的丑角。然而，在这位丑角的出色表演中，不能不使人感到可怜、可悲和可恨。这个小人物，是当时腐烂社会的畸形儿。

　　《金瓶梅》在安排插科打诨或戏谑文字时，往往注意调节严肃紧张的气氛。比如，第二十回西门庆在大打出手时写虔婆的《满庭芳》，第三十回瓶儿临产前嘲谑蔡老娘，第四十二回祝日念改的借契，第六十一回瓶儿病重时的赵太医，第八十回吊西门庆的一篇祭文等等，都有如此效果，这里且以第五十三回为例。当时官哥发病，“两只眼不住反看起来，口里卷些白沫出来”，慌得一家团团转，灼龟、献城隍、谢土地，什么迷信活动都搞上了。可是，就在这紧张的活动中，却插入钱痰火烧纸和西门庆拜佛的一段煞是可笑的描写：“看他口边涎唾卷进卷出，一个头得上得下，好似磕头虫一般，笑得那些妇人做了一堆。西门庆那里赶得他拜来：那钱痰火拜一拜，是一个神君；西门庆拜一拜，他又拜过几个神君了。于是也顾不得他，只管乱拜。那些妇人笑得了不的。”就是装得一本正经的西门庆也说，“引的我几次忍不住了”。这，不是对这类活动的有力嘲笑吗？有时候，气氛相当沉闷、紧张，作者无法编入大段文字，也要巧妙地插上三言两语，既逗人发笑，又令人深思。例如第二十六回，西门庆改变主意不派来旺去东京，来旺因而大怒，“口中胡说，怒起宋惠莲来，要杀西门庆”。这是一个山雨欲来风满楼的严重时刻，可是宋惠莲在埋怨西门庆时还这样说：“……你干净是个毬子心肠，滚下滚上；灯草拐棒儿，原柱不定。把你到明日盖个庙儿，立起个旗杆来，就是个谎神爷”云云。这正如崇祯本批曰：“埋怨中带戏谑，妙甚。”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足见作者的艺术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