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阅遗书思惘然，谁知天道有循环。

　　西门豪横难存嗣，经济颠狂定被歼。

　　楼月善良终有寿，瓶梅淫佚早归泉。

　　可怪金莲遭恶报，遗臭万年作话传。

　　这里除了宣扬天道循环、因果报应外，主要就是强调了善恶的对立，清楚地表明作者的整个艺术构思就是用“善”来否定“恶”。他把豪横的西门庆，颠狂的经济，淫佚的瓶梅，都当作丑恶的典型，否定的对象。此外如对帮闲、尼姑、娼妓、媒婆一类，他几乎都加旁白予以严厉地谴责。于此可见他是有自己的道德观念和美学理想的，假、恶、丑在《金瓶梅》里显然是处于被批判和否定的位置的。

　　第二类是《金瓶梅》所用的基本手法。它在更多的地方是不加任何主观色彩，“纯然以不动感情的客观描写”（郑振铎语），所谓“笔蓄锋芒而不露”（张竹坡语），只是通过艺术形象本身来给人以启迪和教育。后来深受《金瓶梅》影响的《儒林外史》卧本回评者就称赞这种艺术手法为：“直书其事，不加断语，其是非自见也。”近代的忏绮词人在《梼杌萃编序》中对塑造反面人物有更深一层的认识。他认为写丑角恶棍不能仅仅停留在“具鬼之形状，居鬼之名称”，而要“能写貌为人而心为鬼，名为人而实为鬼”，表面上看来“明明一完好之人也，而有识者一见而知其为鬼”：

　　作者未尝着一贬词，而纸上之声音笑貌，如揭其肺肝，如窥其秘奥，画皮画骨，绘影绘声，神乎技矣。

　　《金瓶梅》是否臻于这种入神的艺术境地尚可讨论，但无疑是作了可贵的尝试。可惜的是，我们有些批评家习惯于公开说教，面命耳提，误以为《金瓶梅》的作者是以冷漠的态度、厌世的哲学来对待人生，指责他态度暧昧，爱憎不明，以致美丑不分，以丑为美。这实在令人啼笑皆非。事实上，作者冷酷地安排他笔下的几个主要人物一个接一个地、不可抗拒地落得悲惨的下场，就已鲜明地透露了他的审美倾向。至于在具体描写中，我们同样可以感受到隐藏在画面背后的作者的感情脉搏。且看第五十五回蔡京宴请西门庆的一幅场景：

　　（蔡京）见说请到了新干子西门庆，忙走出轩下相迎。西门庆再四谦让：“爷爷先行。”自家屈着背，轻轻跨入槛内。蔡太师道：“远劳驾从，又损隆仪，今日略坐，少表微忱。”西门庆道：“孩儿戴天履地，全赖爷爷洪福，些小敬意，何足挂怀。”两个喁喁笑语，真似父子一般。二十个美女一齐奏乐，府干当直的斟上酒来。蔡太师要与西门庆把盏，西门庆力辞不敢，只领的一盏，立饮而尽，随即坐了筵席。西门教书童，取过一只黄金桃杯斟上满满一杯，走到蔡太师席前，双膝跪下道：“愿爷爷千岁！”蔡太师满面欢喜道：“孩儿起来。”接过便饮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