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基本的艺术风貌是什么？欣欣子序开头就指出：“寄意于时俗”。这就是说，《金瓶梅》是一部通过描写“时俗”来寄托作者思想感情的书。它不同于《三国》描写古代的帝王将相、兴废争战，也有别于《水浒》刻画超人的英雄豪杰、刀光剑影，更大异于《西游》虚设奇幻的牛鬼蛇神、上天入地，而是用细致的笔触，描绘了生活中谁都能遇到的平平常常的人、普普通通的境、琐琐屑屑的事。它显得俗：人俗、境俗、事俗、语也俗。

　　然而，正是这种俗能给人以一种身临其境、亲睹亲闻之感，使我国的小说艺术更面向现实，面向人生，从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写俗人，乃是写世情的中心。因为世俗社会中活动的中心就是这些俗人。《金瓶梅》描摹的主角，是一个“市井暴发户”。围绕着他周围的一妻五妾，乃至一大批帮闲篾片、娼妓优伶、家僮婢女、僧道尼番、医巫星卜、三姑六婆，都是市井之俗人、小人。小说将这些“下等社会”的人物予以集中描写并使之成为主要脚色，反映了作者对于人的认识有所提高。然而，仅写俗人还不足以充分地写世情，关键还要同时叙俗事，画俗境。《水浒》中的英雄不是大多也是俗人吗？然而他们演的常常是杀人越货、攻城夺地等非同凡俗的活剧，因而不能不使人感到与一般的人生还有一段距离。《金瓶梅》发展了《水浒》中写家庭琐事、日用起居的一面，使人物的主要活动就在家庭之中、市井之间，着重描写一些“家常日用，应酬世务”，写琐琐屑屑的柴米油盐之事（刘廷玑《在园杂志》），好像作者“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谢肇淛《金瓶梅跋》）似的，使整部小说浸透着“俗”的色彩，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感。

　　然而，写《金瓶梅》时俗并不是仅写一家之俗，还要“寄意”，要暴露社会的黑暗，谴责人性的丑恶，特别是要把矛头指向最高统治集团，这就使得作者并不把眼睛死盯在一处，而是注意左顾右盼，由小及大，在广泛联系中来写俗。对此，张竹坡已经看出。他在《第一奇书金瓶梅读法》中指出：《金瓶梅》因西门庆一份人家，写好几份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而因一人写及全县。不仅如此，他还认为《金瓶梅》实际上由“一家”而写及了“天下国家”。其七十回总评曰：夫作书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之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这是从联系之普遍的角度上来指出作者“见怨之深”。与此相补充的是，张竹坡还有个“加一倍写法”的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