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时轰动天下的“册立东宫”事件，在《金瓶梅》中是有所反映的。第八十七回写武松到安平寨去时，“不想路上听见太子立东宫，郊天大赦”。第八十八回陈经济的母亲张氏也说：“喜者，如今且喜朝迁册立东宫，郊天大赦。”显然，这是小说作者在万历二十、二十一年左右创作时，受到当时盛传皇帝要册立太子的时代浪潮冲击后，不自觉地表现于笔下的。此外，在第六十五回山东两司八府中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人名：陈四箴。在他前面还有一个“何其高”。这两个寓意性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不能不使人觉得作者是把雒于仁陈四箴以及其他人为册立太子之事几次三番地谏诤于廷的事放在心上的。因此，我们可以说，《金瓶梅》与当时的历史并非无关，作者对当时时政也没有无动于衷。假如再进一步联系小说卷首特意附上一组批判酒色财气的《四贪词》，编进项羽“只因宠着一个妇人”而毁了霸业和刘邦“只因也宠着个妇人”而想废嫡立庶的故事，就更使人强烈地感到整部作品对“四贪”的批判，特别是对贪恋情色的鞭挞，是有的放矢，寓意深长的。正如欣欣子序言所说：“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

　　当然，《金瓶梅》惩淫色、戒四贪的客观意义和主观创作意图，都不一定仅仅是针对神宗之荒怠，西门庆式死去的武宗、穆宗一类或许也是作者心目中鞭挞的对象。但是，我们无法否认这部小说包含着“指斥时事”、讥刺君王的重要因素。这部有名的“淫书”，也正是一部具有相当现实政治意义的“有为之作”。写淫与讽政的统一，也遂使这部小说成了名副其实的“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