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金瓶梅》流行之初，人们就从这部“秽书”中嗅出了它的政治讽喻性。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说得比较明确，认为这是一部“指斥时事”之书。最早透露《金瓶梅》一书消息的袁中郎在《与董思白书》说得比较含蓄，称它“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众所周知，《七发》一文是针对“太子”一类统治者“久耽安乐，日夜无极”，乃至“久执不废，大命乃倾”发出的讽谏。《金瓶梅》胜于《七发》，那究竟是何等样的小说？与以上说法类似的，词话本欣欣子序结尾处曰：“笑笑生作此传者，盖有所谓也。”廿公跋语一开头就说：“盖有所刺也。”看来，万历间的第一批读者心里大都明白，《金瓶梅》并不只是一部“秽书”，而是有其现实政治意义的。其矛头指向谁？他们躲躲闪闪的言词不能不令人怀疑：这是否涉及到地位高于严嵩、陶仲文、陆炳之流的最高统治者？

　　明朝君王之贪淫，实为空前。成化时，万贵妃宠冠后宫，群小皆凭以竞进，方士胡僧等纷纷以献房中秘方骤贵，一时谏诤风纪之臣，争谈秽媟。武宗、世宗、穆宗衣钵相传，多信媚药，淫乐无度，以至佞幸进献成风。其中如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认为《金瓶梅》所影射的陶仲文，即世宗时进“红铅”得幸：“嘉靖间，诸佞幸进方最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则用‘红铅’……然在世宗中年始饵此及他热剂，以发阳气，名曰长生，不过供秘戏耳。至穆宗以壮龄御宇，亦为内宫所蛊，循用此等药物，致损圣体，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死时才三十六岁，不比差不多同样致死的西门庆多活几年。接下来就是《金瓶梅》出现的万历朝。神宗之好淫，比之乃祖有过之无不及。据记载，万历十二年，他一次就扩充了宫女九十七人。他幸御嫔妃嫌无味，犹试男宠：“选垂髫内之慧且丽者十余曹”，与之“同卧起”，“内廷皆目之为十俊”（《万历野获编》）。大臣们接二连三地“进无欲之训”，劝他“嗜欲以节”，但这位恋色成性、淫欲过度，以致不时“动火头眩”、气虚体弱的皇帝根本不听，后来发展到终年不接朝臣，日处深宫荒淫。夏日，于明月高悬之夜，令宫女以轻罗团扇争扑流萤。若流萤落在某女簪上，则是夜幸之。故宫女争以香水洒于簪上，以盼流萤光顾。冬天，则于洛殿大池，注满香汤，挑柔肌雪肤的宫女同浴于池，效“鸳鸯之会”。至于春秋之淫乐，更别出名目，不言可知。皇帝如此耽于女色，不但整个社会淫风大炽，而且直接给朝廷政治带来了危害。万历十四年后，正是由于神宗迷恋“情色”、宠幸郑贵妃而萌发废长立幼、动摇“国本”的念头，于是围绕着册立东宫问题，引起了一场震动朝廷、长达十几年的异常激烈的斗争。在万历二十年《金瓶梅》成书前后，正是这场斗争的一个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