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面来看，西门庆之流的淫，整日价在外面鬼混，冷落或中断了夫妇间的正常性生活，使得女性常常处于一种性的饥渴与压抑的状态中，也就不是把她们逼出了病（如第十七回李瓶儿得“鬼交之病”），就是将她们逼向了淫。小说中的金、瓶、梅，在这一点上，都被作者用浓墨重彩写得活灵活现，无可辩驳。潘金莲因丈夫留恋妓女而与琴童苟且，李瓶儿因长期被太监霸占而贪西门庆是“医奴的药”，春梅因周统制“逐日理会军情”，“房帏色欲之事，久不沾身”而“欲火烧心”（第九十九、一百回）。在这里，都清楚地表现了性压抑就是性放纵的前奏，金、瓶、梅无不如此！而使女性们受压抑的罪魁祸首，即是主宰着她们的丈夫。当然，不可否认女性每个个体的生理基础、出身经历、道德观念等各各不同，在她们成为“淫妇”的道路上不能完全排除她们个人的因素，《金瓶梅》也力图想说明像潘金莲之流生性就淫，欲火亢进，甚至还夹带着一些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女祸论”的阴影，但这部小说的伟大之处，还是用生活般的事实而不是说教告诉人们：正是那些主宰着女人命运而又不希望女人成为“淫妇”的男人，恰恰是使女人成为“淫妇”的真正罪人！

　　再看潘金莲的死，是不是死于有罪，罪有应得？小说所交代的是，潘金莲死在武松的刀下。武松之所以要杀死金莲，完全是为了替兄长报仇。他的兄长就是被潘金莲勾结情夫毒死的。“谋杀亲夫”这个罪名，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在现在，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恐怕都为刑法所不容。从这个意义上看，潘金莲的死是罪有应得。但问题在于她为什么会走上“谋杀亲夫”这条道路？这当然与当时社会的制度、传统的道德大有关系。男女不平等的法律与思想，无疑阻隔了女性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在明代，男性自亲王至庶人，皆有权娶妾，而妻妾不得事二夫，违者以奸论。潘金莲憎嫌丈夫，而“和西门庆做一处，恩情似漆，心意如胶”（第四回）。她对西门庆说：“奴家又不曾爱你钱财，只爱你可意的冤家，知重知轻性儿乖。”（第八回）这从她的角度来看，似乎也是在追求一种“灵与肉”相结合的婚姻。但当时的法律与道德都不允许她有外遇，不允许她有自由的追求，于是一旦事情败露，就铤而走险。从这一点来看，也可以说是罪在社会。于是，从“五四”以来，不时会看到人们对潘金莲充满同情，一时间将她与安娜·卡列尼娜，乃至朱丽叶等相提并论。这种同情无疑是用现代的意识来观照古代的结果。但是，假如我们同样用现代的意识来从另一方面来考察的话，她与西门庆的偷情与谋杀，毕竟是一己之肉欲恶性膨胀的结果。她自恃“有些颜色，所禀伶俐”，丈夫配不上，却不曾有过挣脱这个不美满婚姻锁链的表示和举动，而只是一味地“好偷汉子”，“勾引”那些风流子弟（第一回）。男性在当时有权娶三妻四妾固然丑恶，那女性事二夫三夫就是美事吗？当西门庆“十挨光”第一次捏她脚时，她清楚地知道这是在“勾搭我”而并非是什么爱情。其实，武大还是比较宽容的。他挨了一脚，躺倒在床上，只是希望潘金莲“可怜我”，“扶得我好了”，以后就“都不提起”（第五回）。可是潘金莲一味追求的是与西门庆“二人在房内，颠鸾倒凤，似水如鱼，取乐欢娱”，以致“贪欢不管生和死”（第六回），把丈夫活活地毒死。她个人的私欲得到满足了，但这是以他人的生存权作为代价的。明代后期，鼓吹人欲，张扬个性，对封建礼法发动冲击，自有它的积极意义，但凡事过了头，完全不顾任何一个正常社会所必须维护的正常秩序，也必然为社会所不容。因此，潘金莲之死，是“淫”与“法”冲突的结果。既不能把一切归结为她的“淫”，也不能盲目地同情她的“淫”。她的死，社会有责任，她个人同样也有责任。社会不能超越不平的礼法，她个人也不能克服人性中的弱点。在膨胀的私欲与社会的法制的严重冲突中，这个似花如玉的青年女子就不可避免地成为刀下之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