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金莲作为“淫妇”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霸拦汉子”。这里不仅是个“欲”的问题，还由于“气”的驱使。她处在一个妻妾成群、等级分明的家庭里，明显地感到地位的不平等。西门庆家里的小妾，对奴才而言是主子，但在主子之中实为奴才。西门庆稍不愉快，就可以对潘金莲“赶上踢两脚”。她与正妻吴月娘口角，西门庆二话不说即站在吴月娘一边。聪明的孟玉楼劝她：“你我既在檐底下，怎敢不低头？”潘金莲再要强，也不得不忍气吞声，“插烛也似与月娘磕了四个头”（第七十六回）。这种不平等，无疑使她在精神上感到压抑与痛苦，感到“气不愤”。而与其他众妾相比，她的排名本在后面，又没有李瓶儿、孟玉楼那么多的钱财；就是以色相论，尽管被吴月娘叹为“果然生得标致”，但其他几位也并非长得不美，且潘金莲在翡翠轩里亲耳偷听到西门庆特爱李瓶儿皮肤白，后来如意儿就评论潘金莲虽然长得好模样，但由于“红白肉色儿”，比起“白净皮肉儿”的李瓶儿来，只能算是“中中儿的”（第七十五回）；更何况李瓶儿后来又生了个能传宗接代的儿子。这一切都是潘金莲在西门庆家里寻求权利平等、追求出人头地的障碍。假如她承认这种种不平等，放弃个人应有的人身权利，浑浑噩噩地度过一生，也就罢了。但潘金莲素来看重自己的人生价值，不愿落在人后，这又不能不给她平添了几分“气”。而她要平这份“气”，在这里显示出她的人生价值，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霸拦汉子”，乃至征服汉子。于是她软硬兼施，耍尽手段去勾住西门庆的魂。当然，潘金莲“霸拦汉子”最重要的武器是“好风月”，“到夜里，枕席鱼水欢娱，屈身受辱，无所不至”（第十二回），使西门庆深深地体验到“这色系子女（绝好），妙不可言”（第四回）。实际上，这也是没有财产、没有地位、没有子女的潘金莲在妻妾斗争的漩涡中能取胜的最重要的本钱，也是投西门庆之好的最佳路径。潘金莲就是主要靠它才得宠于西门庆。“妇人云雨之间，百媚俱生”（第七十二回），虽然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她在家庭中的地位，但总算确使西门庆对她最为迷恋，用西门庆的话来说：“怪油嘴，这一家虽是有他们，谁不知我在你身上偏多。”这使潘金莲在生理上和心理上都得到了满足，一定程度上实现她所认定的自我价值，同时也使她更加背负了“淫妇”的恶名。

　　在《金瓶梅》的时代里，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是十分艰难的。千百年来，她们长期处于一种依附、从属的地位，“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亡从子”的教条更为沉重地窒息着主体意识的独立。由于她们的生活范围受到了限制，爱情、婚姻与家庭就是人生的主要内容，因而在女性主体意识萌动的过程中，情欲无疑是最活跃的催化剂。当她们的情与欲同客观世界发生矛盾时，往往也就是她们违背社会群体的规范、主体意识觉醒的开始。潘金莲偷情也好，“霸拦汉子”也好，显然都是对社会规范的冲击，与她大胆、积极、主动的自我追求有关。她想越过社会强加在她头上的种种不公平，而有意识地靠自己去把握自己个体的命运。她凭着自己的聪明与色相，尽管有时小遇挫折，如受到武松的一顿抢白、西门庆的一度冷落，但总的说来还是节节胜利，特别是进入西门庆家后，孙雪娥、宋惠莲、李瓶儿，一个个障碍被她扫清，就连西门庆实际上最后也成了她的玩物。在《金瓶梅》中，横行霸道的西门庆把所有的女人当作他泄欲的工具和性虐的对象，唯独潘金莲，作为一个女性，同样把西门庆及其男性当作自己需求的玩物、征服的对象。中国封建社会里，男女间的性关系早被彻底异化，两性间往往没有平等与爱情，女性只是作为性的对象或工具，作为一种客体而存在，难以显现其主体的自觉。而潘金莲则不然，不但其性意识强烈而自觉，而且作为一个女性，由此而萌发的个体独立与自强意识在中国文学史上尚不多见。但在她那个社会，她的主体意识的萌发、个体价值的追求，毕竟还超越不了那个社会的规范。她镇住丈夫，也只是利用了西门庆人性中的某一弱点，却不能控制住丈夫的全部。社会所承认的，还是夫为妻纲。西门庆真的一发火，她还得忍气吞声，甚至被脱光了衣服乖乖地准备挨马鞭子。就是在正妻吴月娘面前，她也不得不在口头上承认别人是天，她自己是地。最后也是被正妻抓住了辫子，轻易地逐出了家门，让武松用一把锐利的尖刀，剖开了这个触犯了社会普遍认同的礼与法的年青女子的胸膛，挖出了一颗强烈追求个体价值的心，让读者感觉到：在晚明这样一个社会里，一个主体意识稍有觉醒的青年女子要选择自己所走的道路，是何等的艰难！在人欲与天理、主体与客体的尖锐冲突中，既难以冲破社会的定势，又难以克服自我的弱点，等待着她们的往往是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