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禹治水”想起的

　　一、大禹最近很出名：上博楚简和保利铜器

　　大禹最近很出名，因为有最新的考古发现：

　　（1）上海博物馆从香港买回一批战国楚简，其中有自题为《容成氏》的一篇，是讲上古帝王，其中提到大禹治水和禹画九州，九州的名字和《禹贡》不一样。

　　（2）保利博物馆从香港买回一件铜器，叫“※公盨”，上面有句话，“天命禹敷土，随山濬川……”。简直和《禹贡》的开头一模一样。翻开《禹贡》，我们可以读到，“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禹贡》的序（即该篇的提要）也说，“禹别九州，随山濬川，任土作贡”。这是一件西周中期的铜器，年代更早。

　　于是，学者都说，怎么样？大禹治水的故事就是早，至少打西周中期或更早，禹的故事就已腾传人口，咱们穷追古史，断代探源，又加了一把劲。

　　大禹治水，在中国特别有名。故宫珍宝馆有件玉雕，是用一整块和田玉雕成，就是表现这个故事。它的伟大意义在哪里？主要是两条。一是突出咱们这个大国，自古就重视水利（虽然几千年，一直治不好）。二是“中国”这个概念，它的前身，大家说的“华夏”，是和禹的名字连在一起。

　　前一条，魏特夫倡“水利社会”说，说治水治出个“东方专制主义”。这是个含糊不清带有偏见的词。西方历史是从小国寡民出发，他们把东方大国当对立面：西方是民主，东方是专制。我们这里也有人跟着讲（特别是80年代）。西方的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拿出大量证据，证明根本不对。但水利和“大一统”有关，倒也不能完全否定。

　　后一条，主要是象征意义。中国的疆域历代不同，汉族的内涵也历代不同。什么是“中国”？什么是“汉族”？这是引起争论的问题。喜欢强调一脉相承的我们总是说，凡是住在今中国版图内的就是中国人。但很多汉学家说，只有说汉语的才是中国人，即把汉语、汉族和中国人混为一谈（英文是一个词）。中国的邻居，朝鲜和越南，本来属于汉文化圈，也有他们的看法。“华夏”是“中国”（汉代已用这个词指汉族统治的疆域）概念的前身，这个概念怎样形成？自然也是大问题。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夏”就是“禹迹”，“禹迹”就是“夏”，只要是他老人家走过的地方，都可纳入这个概念。我们山西人，还有河南西部人，最自豪。因为，本来意义上的“夏人”，主要是住在这一块。黄河闹灾，也经常在这一块。好像是等着禹爷出世。但“夏”一出名，大家都来起哄，就乱了套。东边，河南东部人、河北南部人和山东人，即古代的“商人”，东夷和淮夷，还有后来的宋人和齐人，他们也都说，他们是住在“禹迹”。西边，陕西人和甘肃人，即古代的周人和秦人，也不甘落后，同样说，他们是住在“禹迹”。“华夏”这个雪球就是跟着他的名字越滚越大。最后，就连南方人也来掺乎。四川人说，禹生纽石。湖南人说，衡山上有禹爷留下的怪字（《岣嵝碑》）。浙江人也说，禹爷葬在绍兴，现在还有大禹陵。这么多禹迹，搁一块儿，当然很大，简直和秦皇、汉武走过的地方差不多。好像六千多年前，我们真的已有这么一大块地盘。

　　大禹走过的地方，这是借助传说对外表达的中国最早的“中国”概念。其象征意义要大于实际意义。祖述这一概念的中原古国，商和周，它们都以夏自居，由此形成中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所谓“三代”。

　　二、当年的争论：大禹是虫还是人

　　中国的传说，尧、舜以下是禹，禹是上承尧舜禅让，标志三代开始的人物。现在讨论禹故事，大家都会想起《古史辨》上的争论。

　　当年，五四运动，大家搞思想解放运动，年轻学子言必称“德先生”、“赛先生”，群以非圣疑古为尚，引起大讨论，文章发表于《古史辨》杂志，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大事，开风气之先的代表人物是顾颉刚。

　　顾先生说，大禹是条虫，根据是《说文解字》。许慎说：“禹，虫也。从禸象形。※，古文禹。”他说，大禹是神不是人，禹的神话可能是因九鼎而起。九鼎上面有花纹，花纹里面有条虫（他猜测）。这条虫可能就是禹（也是猜测）。禹的从虫到神，就是从九鼎而来。这种讨论，是受胡适影响，带有五四风气的讨论。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人白鸟库吉氏的“尧舜禹抹杀论”（虽然，这是不约而同，并非彼此抄袭）。白鸟氏的理论，与日本的现代化诉求有关。我们也有这个背景。但他们抹杀尧舜，是为了“脱亚入欧”。“脱亚”是脱中国，“入欧”是加入西方主流，核心是对外扩张，侵略中国。它从一开始就与日本武力崛起，推行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有关。我们否定传统，正好相反，是为了救亡图存，抵御外侮，特别是抵御日本的侵略。80年代以来，国人痛感落后，有“救亡”掩盖“启蒙”之说。殊不知当日之中国，“启蒙”必以“救亡”为背景（打别国，不可能，也不应该；光启蒙，不救亡，只有当汉奸）。我们不要忘记，五四运动就是以反对日本侵占胶东为序幕。这是基本背景。同样是讲史学现代化，侵略和抵抗，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