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跟公众讲话，必定要超出专业讲外行话，就和普通人说话一样，业余玩票就是业余玩票，既不必自卑，也不必自大，自己得想明白了。我从来都没想过，用杂文为学问造势，或用学问为杂文造势，好像全能冠军。相反，我一直想把两者分开，各是一副面孔。学术就是学术，旁征博引，细密考证，让人以为是白胡子老头；杂文就是杂文，什么好玩写什么，说话一定要直抒胸臆，直白，痛快，粗俗一点，浅薄一点，出点硬伤，闹点笑话，也没什么了不起。我写杂文，最初是用笔名，改名换姓，是想分身为二，千万别叫行里的人给认出来，说我不务正业，自甘堕落。但我给《读书》投稿，我是说当年，编辑不同意，只好用真名。十几年下来，已经彻底暴露，就索性暴露下去了。

　　我给《读书》写文章，其实比较晚。1992年第一次投稿前，我并不买着看，不是老作者，也不是老读者。这个杂志上的文章，不见得都好。不过，我有偏好，就是有两样文章不爱看。第一是卖弄理论，洋味十足，句子很长，曲里拐弯，疙疙瘩瘩的文章。第二是过于小布，过于文人，过于书卷气，抖学问，掉书袋，自作多情，自我感动，酸文假醋的文章。相反，我比较喜欢的是那种明白如话也痛快淋漓的文章。这样的文章，哪个杂志都不多。我想朝这个方向努力。

　　不过，多年来，我一直认为，《读书》这个名字起得好。读书就是读书，谁读读什么读到什么水平不重要，重要的是喜欢读也认真读。我觉得，“读书人”比“学者”或“知识分子”更受听。真正的读书，普通人的读书，都是兴之所至，爱看就看，不爱看就不看，雅的俗的都不拒，根本不像学者，读书等于查档案。也绝不像时下的书评家，专在鸡蛋里面挑骨头，或把狗屎说成花（前者国外多，后者国内多）。我觉得，我是作者，这不过是落笔成文后的一种临时身份。在此之前，我也就是个普通读者，和别人没什么两样。用普通读者的眼光看，用普通读者的心情写，没有评判资格，也不负指导之责，自娱自乐，才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书法，钟王之前，鼎彝简帛上的字，漂亮，但写字的人是谁，谁也不知道，反正不是书法家。书法家出，则书法之道亡，好像沈从文讲过这个道理。

　　余嘉锡先生说，诸子即后世之文集。但后世之文集重在辞章，所收多是诗文类的文学作品。其实，更准确地说，后世之笔记语录，拉杂写来的丛谈琐语，才是诸子的本来面目。我以为，杂文随感者，上承诸子私乘，下启稗官野史，其实很伟大。但它伟大就伟大在随心所欲，恣肆汪洋而不拘一格，想到什么说什么，人为拔高，就把它毁了。杂文的特点是杂，杂有什么不好？诸子直白，不像辞赋，花团锦簇，让人眼晕心烦，我喜欢。野史胆大，不像正史，话到嘴边留半句，遮遮掩掩，我也喜欢。这些好搁一块儿，就是杂文。我喜欢杂文，不过是因为它短小精悍，主题不限，格式随便，适于表达即兴的想法，生活中的一眨眼，思想中的一闪念，攒多了，粗作分类，随便剪辑一下，来点蒙太奇，好像旧式文人，拿小诗当日记，确实有其他文体不及的地方，自己也可留个纪念。

　　在这本小书之前，我已出过一本杂文集，叫《放虎归山》，八年前，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我说，我很想摆脱学术工作，坐下来读点闲书，唠点闲话，写点闲文——因为学术太累，专业分工铺天盖地，“老吏抱案死”的知识分子圈，令人憋气——那种感觉，就像麋鹿久羁苑囿，顿起长林丰草之思。可是，直到现在，我还赖在这个圈里不肯走，退休的年龄又没到，有朋友总是来问，你说的话还算数不算数。我说，算数。

　　从这本小书里，你不难发现，我确实是在走向业余，而且是怀着浓厚兴趣和极大的敬意。

　　李零

　　2005年1月24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