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我爸的话常常爱听不听的，我爸有时忍无可忍，就抄起家伙打我。但每逢这个时候，我妈却忽然充当好人，总是护着我，夺下我爸手中的家伙，不让他下手。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我妈设下的感情陷阱——后来，我长大了，才渐渐明白其中的奥妙，原来，我是得罪不起的，因为给客栈里送被子，家里除了我，没有其他人可以支使了。我姐固然可以送，但她是个女孩子，女孩子夜里是不能随便出门的呀！

　　值得补充的是，我家的被子尽管又薄又硬，租出去总归是七分干净的，但收回来就不同了，它们又脏又臭，有时简直惨不忍睹，上面沾满了各种污秽物，并且，它们往往裹带回一大堆跳蚤，而这些跳蚤，在尚未到达我家之前，就捷足先登而快快乐乐地进入我那温暖的身上了！

　　这显然是“市日脚”造的孽。不过，我害怕“市日脚”的到来，还有一个原因。

　　我家开小百货店，主要做针头线脑的生意。生意主要看市日。市日人多，生意很忙，所以，店里有些活计要提前一天做好准备，而这些准备工作，也恰恰是在夜间进行的。这也就害苦了我。我常常会碰到这样一种倒霉情况：街上那头锣声打得震天响，观众呐喊声声，我在家里却勾着头忙着干活。这又是何等的折磨人啊！

　　我在短篇小说《锡壶》里，曾含泪写下这么一段话：

　　……吃过晚饭，戏场里“头通”就打响，街上的人走得急。我一声不响，看着妈妈。妈妈摸摸我的头，把针和线团塞给我，说：“你听话，先卷好五十个线板，别好三十包针再去。”我噘起嘴，嫌太多。妈妈叹口气，改口道：“算了，你就卷五十个线板吧。”我马上拿起剪刀，从纸板上剪下一个个“工”字，接着抽出线团的头，急急卷到“工”字上去，口中数到三十，就咬断线，在“工”字的角上撕开一个口，把线头拉进去。这就算卷好一个线板。往“工”字上卷三十圈，正合三尺，值半分钱，搭上一枚条匀针，明天可以做一分钱的买卖。我卷得两手发麻，泪水汪汪。妈妈不理我，她收拾好摊子、饭碗，也坐下来，一声不吭，别起了针。街上的人愈走愈少，到后来，见着一人，也是匆匆跑过去，有的扭过头来喊：“凤兰，还慢板什么啊，三通都打过了呢！”戏场里三通打过就开戏。妈妈这才站起身，撂起拦身布，把针盒和纸条放进去，塞牢，说：“英儿，走吧。”我坐着不动。妈妈笑了，过来拉我。我拖着身不走。妈妈急了，坐下来：“你不走，我也不走了。”她真的要解开那个拦身包。我就山崩地裂地嚎了出来，跳起身，钻出门就疯跑。妈妈忙在屋里喊：“等等我！等等我！”……

　　这是一段完全真实的描述。的确，为生意，为多赚几个钱，我和我妈，包括许多命运与我们相似的人，不知道牺牲了多少快乐，特别是我，那时才十来岁，这种年龄正是充分享受生活快乐的年龄呀！

　　　　　2004年3月7日于乐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