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挤在戏台前方的人绝大部分是中青年男子，他们体力好，经得推搡。每当台上小姐煽情，他们就兴奋异常，拼命起哄，而每当台下掀起人浪，他们就混水摸鱼，身子故意往年青女人们身上靠，并趁机在她们身上摸一把、捏一把。显然，戏台前方乃是非之地，年青女人们站在那里扎人堆，本身就是错误的，正因如此，她们要是在台前吃了亏，比如头发被抓，脸蛋被亲，屁股被拧，或者胸衣被扯，等等，谁都不会同情的，大家反而觉得很开心，纷纷报以嘲笑或揶揄，认为她们是自作自受。而实际上，站在台前扎人堆的年青女人，她们往往是那些个性刚强、泼辣、好斗的出挑分子，她们同样喜欢异性，同样是冲着看“人”来的。

　　我和我妈都爱看戏。每逢天后宫演戏，我妈总是让我在白天里去号凳。我每次带两条凳子，一条小方凳，一条小条凳，我爱将小方凳绑在戏台口底下的左侧柱子上（戏台右侧设锣鼓乐队，很吵，看戏时视线也差），而将小条凳绑在戏台天井后侧的某根柱子上，然后分别压上大石头。晚上宫里一开戏，我和我妈就分别站在小方凳和小条凳上观看。戏台前方全是人，很混乱，我站在小方凳上，常常被人浪抬空了身子，好在我上身趴在戏台上，不至于被卷走，而等人浪过去，我又小心地落下身子，重新站在被绳子紧紧捆于柱子的小方凳上。我妈是女人，她跟我一道站在戏台前方观看，自然很不方便，所以，她只能远远地站在天井后侧的小条凳上，手挽柱子，吃力地观看。

　　在天后宫演戏或放电影，都是买票进场的。为防止逃票溜门，收票的人把天后宫南面的正门和东面的侧门紧紧关死，只留下西面的侧门作为入口，有时，入口处人很多，他们索性又关上半扇门。因此，每次进场，入口处总是人头攒动，吵得不可开交，间或还传出妇女小孩的哭喊声。我妈在街上开小店，家里还算有钱，但我调皮，有时不买票，偏去爬墙头。爬墙头很危险，被看门的人抓住了，会挨骂挨打的，还会被拎着抛出门外的。可我不怕，坚持与同党去爬宫北面的墙头。宫北面的墙头有一个小豁口，可以钻得进身子。我胆大心细，总是让同党打前阵，而看到某位同党在里头落网而被拎往门口时，我便抓住这个空档，奋勇当先，并鼓动大家一齐乘虚而入，于是，大家个个像猴子一般，飞快地翻跃墙头，钻了进去。

　　四

　　芙蓉街有一批戏迷，他们爱唱爱表演，爱拨弄乐器，也许花钱看人家演戏觉得不过瘾，他们竟成立了一个“大众”剧团。他们自编自导了现代革命戏《江姐》，结果在天后宫演出，受到了当地人的空前欢迎。“江姐”的扮演者是下街年轻漂亮的少妇卢爱迪。像卢爱迪这样漂亮的叫作“江姐”的革命女英雄，最后竟让国民党给枪杀了，这怎么不令人惋惜、心疼？当地人觉得《江姐》这本戏就是好看，看了还想看。特别是我，《江姐》这本戏从排练开始到正式演出，我都一直跟着看，戏里的台词，我非常熟悉，其全文差不多能背出来。不过，我看《江姐》演出，眼睛死死盯住的不是台上那个漂亮的“江姐”，也不是那个可恨的革命叛徒“甫志高”，而是“双枪老太婆”和众多演员手中的驳壳枪，因为这些驳壳枪都出于我之手，全是我用木头制作并出租给剧团的呢！有趣的是，这些驳壳枪表面是用墨汁涂上去的，结果，不少演员手上、身上甚至脸上被弄得很脏，演出时不时闹出笑话。

　　只是很可惜，由于经费严重不足，“大众”剧团在演了《江姐》这本戏之后，就没有再排演其他什么戏，不久，它就自动解散了。

　　五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京剧、越剧、昆剧、婺剧、瓯剧（当地人称“乱弹班”）等以演古装戏为主的剧种，统统被视为牛鬼蛇神而遭到大扫除，自此，芙蓉人再也看不到古装戏了。

　　然而，在天后宫，人们倒看到了另外几种戏。

　　这几种戏，断断没有公子、小姐，断断没有脉脉温情，充斥其间的，全是一派狂热、麻木和冷酷。

　　人们看的最多的是造反派举行的誓师大会和批斗会。其实，这些会都是戏，它们的演员和观众形形色色，经常错位，可谓台上演戏，台下也在演戏。

　　当时，在芙蓉境内，造反派队伍多达几十支，它们都有自己的旗号，如“铁扫帚”、“五一”、“卫东”、“向京”、“斗私批修”、“风雷激”、“张思德”等等，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其中，最强大的自然是红卫兵队伍，它仗着最高统帅是毛泽东，因此，目空一切，横扫一切。这些造反派队伍常常集中在天后宫，举行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在誓师大会上，各路造反派的代表，个个慷慨激昂，声嘶力竭，手拿铁皮喇叭筒，争着在戏台上表决心，表示坚决拥护和誓死保卫毛主席，与一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其走狗斗争到底，坚决扫除一切牛鬼蛇神，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些代表及其麾下的干将，在戏台上下还频频高呼口号，于是全场响应，整个天后宫惊雷滚滚，口号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每逢此时，在场的人，不论是造反派，还是前来观看热闹的人，不论是小孩子，还是老大爷、老太婆，大家无不热血沸腾，无不挥舞拳头，振臂高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