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寿走后不久，我就听到楼下有人粗喉咙大嗓门的叫我名字。跑下楼一看，服务台那儿站着一个留平头的男人，手里挥舞着一卷纸，他说他是县政府的，给我送一份北京的传真。

　　没想到是穆易发过来的，他真有点钻头觅缝的办法。

　　这是一份1942年《新华日报》的影印件。上面写着：

　　日寇制造铜家峡血案真相

　　记者陈辉报道：5月29日，日寇在对我大扫荡中，屠杀了太行山铜家峡村215名村民，其中有几个月的婴儿，也有七、八十岁的老人，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欠下我晋冀豫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昔日安祥的铜家峡，已变成一片焦土瓦砾。记者赶去的时候，焦黑的废墟还冒着呛人的清烟。这里躺着二百多具乡亲的血体。

　　在水井旁，一位怀抱幼儿的年轻妇女倒卧在血泊中，她怀中的孩子依然用死去的小眼睛凝视着母亲。村长郝玉生的遗体散落在村前的河滩上，已经被日本人的狼狗撕咬的惨不忍睹。看到这惨景的人们无不失声痛哭！

　　要告诉大家的是，铜家峡村的二十万担八路军公粮，一粒也没有落在敌人手里！

　　“我找到杨太婆了，她在等你呢！”

　　铜寿的声音在电话里很清晰，我甚至能听出几分激动。这有点不像我认识的铜寿。他告诉我，杨太婆就住在圩头镇，离县城不过十几里，他反复叮咛我去找县政府办公室的一个姓肖的人，是他的朋友，从他那里可以借一部车，送我去圩头镇。

　　我从电话里可以听到淅沥的雨声，还有很嘈杂的人说话的声音，仿佛在议论什么，我听见铜寿很权威的喝了一声：没有问题的！然后铜寿对我说：听见了吗？这里下大雨呢！你不要坐长途车，我们会在路口等你。

　　我们？还有谁呢？我心里有点疑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铜寿开始接受我了，这使我心情大为振奋。我和肖——很巧的是，他就是给我送传真的年轻人——去圩头镇的路上，他一直在谈论铜寿，他好像很惊讶我用了什么办法把铜寿动员起来。

　　“铜老师从来不这样，”肖说，他把破旧的吉普车开得颠颠簸簸，“他只关心民间艺术。什么刺绣啦剪纸啦等等，还有民歌，他自己就是一位诗人。他很低调，不大和外界来往。”

　　肖是山西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很开朗。他把铜寿形容成带有神秘气质的艺术家，他特别欣赏铜寿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态度，他说这是一种境界，普通人无法领会的境界：文雅，优美，忧伤。

　　肖告诉我，铜寿是他的校友，六十年代毕业的。他完全可以留在大城市，当一位大学教师或者机关干部。可是他在哪儿也待不长，一直到他回太行山，才安定下来。三十多年了，一直做他的民间艺术研究。老婆没跟来，离婚了。现在的夫人是很贤淑的农村妇女。

　　我们的车在山路上蜿蜒而行。空气清馨而潮润，起伏的太行山岭层染着火焰般的红色，美丽得令人惊叹。

　　“这不是枫叶，”肖解释说，“学名好像叫栌。这种树越往山里走越多，尤其到了深山里面，一个山头一个山头的看过去，好像血那样红呢！”

　　追我魂魄 二

　　　　杨太婆语出惊人——日寇如刀俎，百姓如鱼肉——孙二水留不住程长官——一溃千里的中国军队

　　车到路口，果然看见铜寿在雨中等着，旁边还有几个人，看见我们，便欢呼起来。其中有一个高个子，远远的就伸出手来，说：你们早应该来呀！

　　铜寿好像活跃了许多，脸色泛红，一一介绍，那高个子叫广元，上角村的民办教师，是个业余作家，其余两个人是镇文化馆的，都是太行山区的人。他们热情而开朗，很以太行山的抗日历史自豪。

　　我也很高兴，我终于不再被人看作一匹斜冲出来的黑马了。

　　我们是在路旁的小饭铺开始这场令人兴味盈然的谈话的，从记者的角度说，这是浪漫和现实、悲伤和神奇交织的前所未有的采访记录。广元告诉我，他正在写一本太行山人抗日的书《热血集》，准备自费出版，“我养了一群羊，把羊子卖了，就够两千元出版费了。”

　　然后他开始历数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日本人的大扫荡啦，神枪手刘玉堂啦，还有铜家峡。但是在他的讲述中，铜家峡不是一个悲惨的事件，而是和一个叫黑村长的人有关系的、令人回肠荡气的故事。

　　“日本人把全村人和黑村长押到河滩上说：把八路的公粮交出来！不交出来统统死了！黑村长掏出小烟袋锅儿，不紧不慢的说：死不死的不要紧，先给我把烟袋点上！鬼子队长愣了一下，哼了一声，翻译官赶紧颠颠的过来了，黑村长瞪了一眼二鬼子，‘呸’的吐了一口唾沫，鬼子官想骗出公粮呀，没办法，只好自己来点火了，黑村长抽了两口说：捺紧点！拿着鬼子的手指头就当烟签子使——真是他老人家啊！”广元陶醉在自己的情绪中，镇文化馆的两个人想补充什么，广元不容置辨的说，“黑村长死了，谁看见了？前些年老人们不是都传见过他？这事我从小就听说过。”那两个人不说话了，看他们的样子，我猜想这样的争论经常发生。

　　铜寿一直在吸烟，他的眼神有些恍惚。我问他：“黑村长是谁？”

　　铜寿说：“郝玉生。”他静默了一会儿，轻声说：“郝玉生死的时候不是全尸，老乡们一直传他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