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大学六次迁校。1937年八一三事变前，同济大学将学校原在吴淞的主要教学仪器和图书等，分批抢运到上海市区，迁入地丰路静安寺路口（上海公共租界内）121号房。8月末，日本飞机轰炸吴淞地区，将学校的大礼堂、办公室、工学院、理学院、电机馆、解剖馆、生理馆、材料试验室、实习工厂、图书馆及教授与学生宿舍等建筑，尽数破坏。

　　1937年9月，学校决定暂迁浙江金华。10月20日，在金华正式上课。未及一月，日军进犯杭州湾。11月，因日机不断空袭金华，同济决定第三次迁校，由金华迁江西赣州。1938年1月底在赣州开课。医学院从上海迁到江西吉安。

　　1938年7月，九江危急，局势突变。同济决定第四次迁校，新校址设在广西贺县的八步镇。学生分两路：一路从赣州过大庾岭到韶关，然后乘火车到广州，再乘船沿西江到广西梧州，尔后背负行装，翻山越岭，步行几百里到八步镇；另一路从赣州步行至韶关，转车去湖南衡阳，再到全县，然后步行至桂林，再乘船由漓江而下至平乐，步行到八步镇。行程两个月。同学们忍受饥饿和疲劳，翻越荒无人烟的山岭。同年12月，学校决定第五次内迁，校址设在云南昆明。迁校分为两路：一路是毕业班、女同学、患病学生和教职工乘汽车经柳州、南宁到龙州；另一路是男同学组织的步行队，先步行至柳州，休息一段后再步行至南宁，然后乘船到龙州。两路人员在龙州集中后，再乘汽车经凭祥出镇南关（今友谊关），至越南同登，经凉山、河内、老街至河口，进入云南。1939年春节前分批到达昆明。政协西南地区文史资料协作会议编：《抗战时期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贵州民族出版社1988年版，第73页。

　　1940年夏，日机施行“疲劳轰炸”，经常侵扰昆明，威胁师生安全，学校组成以周均时校长为主席的迁建委员会，决定第六次迁校，迁往四川南溪李庄。10月启程，经川滇公路和滇黔公路入川，由于山陡路险，行程艰难，装运测量仪器的卡车在贵州威宁附近翻车。1941年3月，同济才得以在南溪开课。

　　浙江大学在抗战中多次搬迁，不得稍安，先后达六七次之多。1937年11月，日军迫近杭州，全城大震，1937年11月该校先是分三批迁浙西天目山、建德。12月，杭州沦陷，浙江大学又从建德分批入赣，刚到金华，遭遇敌机轰炸，火车停开，师生水陆两路并进。步行师生，一路风雨兼程，有时遭遇敌机轰炸，白天走路，饥肠辘辘；有时晚间倒卧干草中睡觉；坐敞车的学生，因夜间结霜，冻得浑身麻木。整个行程历时25天，行走752公里，到达江西吉安。1938年3月，浙大南迁泰和县城郊上田村。1938年夏，日军侵占九江等地，江西全省震动，浙大被迫迁徙桂北。教育部原要浙江大学迁贵州安顺，后学校决定先迁广西宜山。正在湘桂道上为迁校奔忙的校长竺可桢，忽闻次子和夫人因病相继逝世，他忍住悲哀，以学校事务为重。教工、学生将26吨计300件行李装船起运，航程艰难，货船曾遭空袭，遇触礁，历经劫难才到宜山。另有400余件图书仪器当年夏启运，1939年春，才抵达宜山。1938年10月底学校复课后受到疟疾的威胁，仅两个月患病者达146人。1939年2月5日，日机18架．轰炸浙大宜山校部，投烧夷弹、爆烈弹118枚，炸毁浙江大学之标营宿舍、礼堂、教室多间，弹坑直径一丈五六左右。该年9月15日，又遭敌机轰炸一次。1939年11月，南宁失陷，浙大决定迁往贵州遵义、湄潭等地。黔桂路上山峦重叠，又逢冬季，行路十分艰难。旅途中有时连打地铺的地方都没有，竺可桢校长见此情景，就把自己的床铺让给学生，自己悄悄地挤进汽车里过夜。1940年2月，浙江大学在遵义开课，设文、工、理、农、师范5个学院，其中农学院、理学院、师范学院迁到湄潭，各院一年级也同时赴湄潭。浙大还设有永兴、青岩分校。李华超等：《浙江大学在湄潭》，载《抗战时地内迁西南的高等院校》，第125页。这样，浙大师生经过三年颠沛流离，辗转五省，终于在贵州找到一个立身之地。从1940年入黔到1946年返浙，在此度过了长达6年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