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华和我按时回到了北京，按原计划参加了中美会谈。但被我不幸而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终于发生了，一直延伸到第三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整个中国大地又一次动荡不安；它也最终导致了周总理癌症恶性发作，住院手术后再也没有回到西华厅会议室召集那我们熟悉和怀念的长夜工作会议。

　　回首往事，在70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那些本性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护正义与公正还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良心的剖析，我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前程”，随着那汹涌而至的浊浪说了违心的话，做了违心的事，伤害过好人。尤其是在周总理蒙受屈辱时，我们并未能为他做一点事减轻他的压力。这一点在冠华的心头尤为沉重，一直到两年后的1975年秋天，当他有机会当面向周总理痛切剖析自己当年的懦弱并得到周总理的谅解时，他的心才略为平静。也许正因为有了1973年沉痛的教训，我们在1975年底面临又一次更大的政治风浪时决心拚命一搏，再不能像1973年那样软弱，以一大批老干部再次受压为代价来换取自己政治上的安全。谁能料想本意要为公正一搏换取至少是外交部一个良好政治环境的意图却又导致了另一次错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能与虎谋皮，火中取栗。虽知这是孤注一掷，但为了部内的一大批善良的老、中、青干部，我和冠华贸然决定拚出自己的政治生命也要与外交部造反人物决裂，制止在部里又一次兴风作浪，换取真正的安定团结。但我们过于幼稚，过于天真。我们得到过部内大多数干部的支持，我们相信奇迹会出现。其结果是我们自己落入了深深的陷阱，最终的结局是我们被扣上了“借刀杀人”的帽子，杀害的恰恰是自己。这是何等惨烈的悲剧！这无疑是一次大错，但今天的我只对1973年的错误常常自责，而对1975-1976年的错误却处之坦然，因为我和冠华是为了一个良好的愿望决心冒此风险的。我说过我们并不真正懂得政治，更不具备参与政治斗争的种种手段，其结果不可避免的是被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使冠华最终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所有这一切，我并不想去论说是非。历史和人民永远是最公正的。总有一天会有人在研究共和国的历史时对70年代扑朔迷离的政治生活作出客观公正的评说。对于我来说，今天我所到之处都听到人们对冠华深切的怀念。有此足矣！人民不仅记得他为共和国的外交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人们也相信这样一个对自己的事业一片丹心的好人绝不会是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阴谋的鼠辈！人民永远是公正的，伟大的！

　　爱情的归宿

　　当1973年12月，那场冷酷无情的斗争告一段落时，我和冠华十分期望早日成个家。经过了这大半年的折腾，爱情玫瑰色的浪漫已被磨去了许多。1973年初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已变得很苦涩。我们只觉得精疲力竭，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挣扎漂浮的小船，此时已被风浪打得遍体伤痕，只盼有一个风平浪静的港湾可以歇息片刻。我和冠华决定尽快结婚，使我们互有依靠。冠华决定搬到我家来，放弃外交部为他修的房子。这是几个月前周总理亲自定的。在我们这一年风风雨雨的恋爱中，周总理给了冠华和我最坚定的支持。早在1973年初，在一次西华厅会议休息大家吃夜宵时，周总理说：“××当个大新闻，告诉我老乔和含之在谈恋爱，我说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我早有预感了。”后来周总理又告诉冠华他批评了他的子女，对他们说应当支持父亲得到幸福。父亲的丧事料理完之后在一次会议休息时，周总理问我们结婚后住在哪里。我说外交部正在给冠华修理一所部里的房子，我准备搬进去。总理听了皱起他那两道浓眉说：“章可（我大哥）结婚单独搬出去住了，你结婚又要搬走，行老的房子交给谁管？”我说我恐怕管不了，部里工作太忙。我看得出总理有些不快，心里有点不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