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在这样无奈的情况下走上了“为民请愿”的这条我本不愿意走的路。

　　“逼上梁山”是一股闯劲下的决定。而上了梁山要下来却又难了。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我退缩。我只能顺着这条道路走下去……

　　毛主席收到了我们的信，并且作了指示。军宣队没有向我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但后来我得知毛主席批示要北京新市委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于是，有一天下午，我突然被召到校军宣队的大会议室去见当时北京新市委的书记丁国钰同志。他见我进去，很热情地与我握手，并说他来之前以为章含之是个男同志，没想到是位女同志。那时候我一肚子怨气，真想对他说：“不见得吧！你来之前一定做过详尽调查，军宣队也一定向你作了汇报，你不会连是男是女都没有弄清就找我谈话吧！”不过，我还是克制了自己，客气地与他寒暄。丁国钰同志倒是个爽快人，知道我给主席写了信，他说根据毛主席批示，他来听取我的意见。我向他大概重复了我向毛主席反映的意见：学校军、工宣队支一派，打一派，保护“极左”的势力包括公开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周恩来”大字报的组织，而打击迫害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反对打倒陈毅同志、反对全盘否定十七年成绩的革命干部、教师和群众。

　　这次会见后，我期待着学校形势有些重大变化。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唯一的变化是我自己得到了优待，不仅全面恢复了人身自由，还在1969年党的“九大”开幕前被派去参加“九大”报告的翻译班子。那时候，这是件极为光荣的事，只有政治上得到最大的信任才能进入这个班子。我奉命到新华社报到，所有的专家和一般翻译都集中在一个从前的外国专家院子里。“文革”期间，大部分外国专家被赶走了或吓跑了，剩下的几个外国老共产党员被关起来了，就像外国语学院的英国老专家柯鲁克夫妇。新华社的专家院也空了。翻译班子集中之后，向我们宣布的纪律十分严厉。为了保密，我们不仅不准回家，连打电话都不允许。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彻底地与世隔绝。工作非常紧张，尤其到开幕前夕必须定稿时，有几天，全体人员加班加点，几乎二十四小时没有睡觉。

　　我当时真是很高兴能参加“九大”的翻译工作，因为这不仅是在政治上表明了彻底的平反，而且在荒疏三年之后，我又接触了我很喜爱的英语。生活似乎又有了转机！

　　然而，这种喜悦随着“九大”结束，我回到学校时又很快地消失了。当我看到一切不公正的事情仍然存在，当我看到与我一起落难的朋友和其他很多好人仍在接受所谓的审查，当我看到他们黯淡的眼光时，我意识到我多少是被“招安”、被“收买”了，军宣队所“解放”的只是我一个人，为的是要我不再给他们制造麻烦。我和张幼云商量，我们决定再次上书毛主席。

　　这一次，毛主席似乎是下决心解决外国语学院的问题了。我们的信送上去不久，他就批示说：外国语学院的问题看来北京市委解决不了，拟派8341部队进驻。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天大的喜讯！8341部队是中南海警卫队，也可以说是毛主席的贴身卫队。当时这支部队奉毛主席之命已经进驻了六厂二校，二校即清华和北大。现在外国语学院成为8341进驻的第三所高校，这是多大的殊荣！外国语学院成为直接受毛主席关怀的学校，而这一切又都是因为我写了信给毛主席。时势就这样造就了我这个本不想当英雄的“英雄”！我也就被推上了“文化大革命”这个历史舞台无法脱身了。

　　8341部队进驻外国语学院那天是个极为激动人心的时刻。多少日日夜夜的阴霾一扫而光，广大干部、教师、学生拥到校门口欢迎部队进校。许多人热泪盈眶，真有当年贫穷受压迫的劳苦大众欢迎解放军解救他们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那种感情！部队稍一安顿之后，立即召开了全校大会，由政委孙泽福讲话。

　　孙泽福是个极有魅力的军人。他来自山东，中上身材，很魁梧，相貌堂堂，透着一股军人的威严。他声音洪亮，说话很有煽动性。他后来曾告诉我他在中南海服役期间坚持参加中南海内的大学自修课程，当时他们请了许多名家上课。孙泽福还对历史、哲学和文艺很有兴趣，他听过吴晗给他们开的历史讲座，因此他的文化知识比当时的一般军人要高。孙泽福也像中南海的其他工作人员那样对毛主席和其他党的领导人充满了虔诚的敬意，甚至模仿着他们的细微动作。我发现他写字从来不用钢笔或圆珠笔，而是用铅笔；他宁可不厌其烦地用一把削笔刀不断地削铅笔而不去使用方便的圆珠笔，他这样做的简单原因是中南海里的首长们都用铅笔。他说每天早上，工作人员要为这些首长削好一大堆铅笔供他们一天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