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清晨离开宁波，此时已是饥肠辘辘。看见这饭店和食客们桌上的菜肴更勾起了我们的胃口。这一顿午餐大概是我记忆中最鲜美的。那摆脱长时期惶恐、失望、压抑后的轻松，那泛舟河上，漫步林间小道的情趣都使我一时间忘却了这山林小镇外疯狂的世界。

　　那一天，我们从码头到天童寺大约走了二十多里路。到达天童寺时已是傍晚时分。此时，天气阴沉起来，并下起了蒙蒙细雨。山林在雨中别有一番滋味，只是加上那傍晚渐暗的天色，使人产生了一股淡淡的忧伤和惆怅。

　　快近天童寺前，我们听到一阵阵吟唱声随风飘来。开始，我以为是僧人们在吟诵晚间功课，他们唱的是佛经。后来听出他们来回重复的是同一句唱词。再仔细一听，原来他们是在唱毛主席语录歌中的“张思德同志”那一首。而他们来回重复唱的是那半句：“就是死得其所。”那本应是雄赳赳的革命歌曲，经那些僧人们一唱，加上那寺庙的意境，竟如同背诵佛经一样。我们走到山门口，见那庙里居然也建起了红卫兵接待站，僧人们都集中在一起唱歌。我们登记了住宿就去食堂吃饭，每一个粗糙的陶器罐里下面是饭，上面是一些青菜豆腐，对我们来说，这山庙中的素斋倒是别有风味。

　　饭后，乘白昼的一些余光，我们参观了天童寺的佛殿，但很快我的情绪就被一种失望与愤慨所笼罩。大雄宝殿被上了大锁，踮起脚从门上面的玻璃中窥探，见到的是一派惨象。所有的菩萨塑像全部被推倒在地，有一些佛像竟被砍去了脑袋。昔日圣洁的佛殿里堆满破旧杂物，蒙上了厚厚的灰尘。

　　其余的一些配殿，从前供奉佛像处已只剩空空的座架。殿两旁的房间已改成了接待革命串联群众的招待所。那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其中一个殿里。入夜，周围山坡上的松涛声似乎给这宁静得令人不安的肃穆佛殿里带进了阵阵的山风，使我从心里觉得寒气袭人。这一夜，我大部分时间是清醒地静听那哗哗的松涛，心底深处有一股难以名状的失落。我们白昼的欢笑已被天童寺的惨象淹没。听说这寺里原有上百名僧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大部分年轻的被迫还俗，下山种田去了，剩下的多为年老体弱，但也要强制耕作庙田，维持生计。我想起五佛塔和尚的话。他们本已是超脱尘世烦恼的脱俗之人，他们摆脱了功名利禄，追求着精神上的极乐世界；而如今这丑恶的尘世又把这残酷的斗争带到他们这块神圣的土地，使他们重又陷入了尘世间的烦恼。这真是作孽罪过啊！

　　从宁波回到上海，我们实在不愿回到外国语学院去。于是找了一家小工厂，算是在那里与上海工人阶级串联。那是一家玻璃器皿制造厂，我被分配在一个车间劳动。名为串联，其实我们根本不过问他们在搞些什么。这个厂的工人好像全部是上海工总司的造反派。后来他们也给我们发了一个红袖章。这是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得到的唯一一只红袖章。

　　到了3月初，学校来函通知我们立即回校参加运动。我们三个多月的逍遥自在的日子结束了，于3月底回到了学校。

　　此时的外国语学院又是一片沸腾。外事口掀起了“打倒陈、姬、乔”和“保陈”的大争论；校内开始辩论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成绩和错误。对于外事口的问题我们并不感兴趣，但作为教师，我们对十七年教育路线成绩的评价十分关心。所以在这年的4月26日，我们各系支持“红旗大队”的教师聚集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四·二六”组织，我们的任务是捍卫1949年革命胜利之后高等教育的不可磨灭的成就。

　　“四·二六”的活动从此吸引了我。串联回来，“红旗大队”已否定了我们头上的“黑帮爪牙”的帽子，承认我们也是革命群众，于是，我更加认为当时的争论是两条路线的争论，而我们是在捍卫革命的成果。5月份，“红旗大队”接纳我和其他一些曾被打成“黑帮爪牙”、“反动权威”、“修正主义分子”的教师参加他们的组织。从此我真的成了革命群众。尽管由于我们的背景，“红旗大队”并不视我们为骨干，但至少使我们重新得到了平等与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