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世芬后来的故事也很悲惨。第二天，她被送进了安定医院。大约一年后，她回来了。表面上还和从前差不多，只是显得苍白憔悴了一些。她更加安静了，话更少了。大家很同情她，对她很好。她也似乎恢复正常了。这时爱神降临，系里的一位青年男教师对她爱慕已久，此时竟不顾她有过病，毅然与她结婚了。我们都期盼从此王世芬能在爱人和家庭的抚慰下完全康复。没想到不久之后，学校两派打派仗，两个高音喇叭对着吼叫。这一次鬼使神差般又是我第一个发觉她神态异常。那是在一号楼三层的洗手间里，王世芬听着那刺耳的高音喇叭神情紧张，问我：“他们又要打倒谁？”我安慰她说这一切与她无关，不必去听。但没过几天，她旧病复发又住进了医院。听说后来她始终没有能恢复。她在这种情况下还生下了一个孩子，现在也应当二十多岁了。

　　到这时，我已经无法接受这种野蛮与暴力可以被称之为是一场革命了，而且还是“文化”的革命。我觉得这是对人性和文明的蹂躏！那时也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竟然决定给毛主席写信陈述我对这种暴力恐怖的不解和忧虑，希望毛主席能力挽狂澜，出来制止这种情况的蔓延。我在信中说，现在社会上的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根本不是为了建立无产阶级的文化，而是一场失去理性的暴力行为。我以为毛主席不了解中南海红墙外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以我详细地描述了种种的现象，重点讲了众多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如何挨批斗。我说党的老干部中可能有错误，但打击面不应当那么广，再说他们为建立新中国总还是有过功劳，为什么要把他们当做敌人？我说许多知识分子向往新中国才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祖国来作贡献，如今却都成了“资产阶级权威”挨批挨斗。中国没有高级知识分子怎么能建设起来？知识分子不怕吃苦，却不能遭受侮辱，而这场运动恰恰是完全在屈辱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我请求毛主席立即能让我见他一次，面呈我的意见，希望他老人家及时地制止这种把国家推向危险境地的运动。

　　信送到中南海之后，我焦急地等待毛主席的召见。但大约一周后，毛主席叫秘书给我来了个电话说：“主席现在不便见你，但有几句话带给你。一句是要你‘经风雨，见世面’，另一句是要你‘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我想我懂那第一句话的含意，但我弄不懂当国家处于如此混乱之际，我如何能“今朝有酒今朝醉”呢？

　　电话是打到家里的。我把内容告诉了父亲。父亲长叹一声，感慨万分地说“中国又要大乱”。我们父女大半生中缺少共同语言，只有到了此时此刻，我才感到我们离得很近。我们都真诚地希望国富民强，安定团结。我们都在忧虑这乱哄哄的失去理性的野蛮会把中国带向何方呢？

　　这一夜，我想得很多很多。我的象牙塔终于彻底崩坍了！我突然觉得我这三十年都是生活在梦幻中，我是那样幼稚，现在才真正长大了。从此我只能独自面对这荆棘丛生的人生去探索我自己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