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就到过广东。

　　东门老城区

　　

　　那是1976年的秋天，从四川到韶关出差，本来一条铁路就从衡阳下来了，可是人年轻，逮着机会就想游山玩水。坐火车坐到桂林不坐了，改乘船，顺漓江而下到梧州，再顺水坐船到广州，上岸就傻了：广州在开广交会，旅馆全满。早上9点从洲头咀上岸就找旅店，一路找到火车站，天色已黄昏，毫无着落，急了，把本来是捎给韶关朋友的一捆黄芪送给了一个广州人。这人喜出望外，托关系走后门把我们给介绍到三元里矿泉别墅，很贵，15元一宿，相当于小半月工资，但是已经没有选择，咬咬牙住下了。这一趟，对广州有了点印象：一是黄芪不再象干柴那样贱了，弄到这儿就变成了好东西，大补，当地人喜欢用来煲汤；二是广州市区并不怎么大，开个交易会就全城爆满，火车站已经是城边，到三元里沿路全是稻田。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都在“按既定方针办”，绝没有想到哪天广东人会领先富起来，更没有想到的是，十几年以后老百姓可以随便流动，流动的人潮直指广东。

　　在贯穿市区的深南大道上

　　

　　12年以后，也就是1988年，我从海口辗转到了广州。要去深圳，没有边境证，广州的朋友说，很简单，你买到樟木头的车票，先上车，到了樟木头如果查票，你就躲，一般不查的。那时候火车并不挤，去深圳的火车更是宽松，因为，你如果没有边境证，根本就不卖给你深圳的车票。车门口把得很紧，即便你混进了站台，没有车票也上不了车。我捏着去樟木头的票，坐在座位上，眼睛老盯着过道有没有穿制服的人过来，那心跳得，比火车咣当咣当还响。阿弥托福，车过樟木头，居然平安无事。半年以后宁刚和林登登来深圳，就没这么走运了。在樟木头被赶下车，没辙了，好歹扒进运牛的闷罐车，小伙和小姐傍着牛腿才得以进入特区。

　　那个时候的特区其实还没有像内地人想像的那样，富得流油。处在探索阶段、忙着躲避世人指责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深圳，各种证件查得很紧，人也比较刻板，不容易通融。记得那年冬天，我在特区报印刷厂盯版，盯完一看表，已经晚上11点半，出门想找车回蛇口，苦等半个钟头，连根去蛇口方向的公交车毛也没等着。一摸身上，没带身份证，完了，知道没证肯定住不了店，抱着侥幸到旁边的特区报招待所，给人说自己是因为工作误了班车，希望看着脸熟，网开一面给个铺，不行，好说歹说也不行。外面寒风呼号，管登记的缩着脖子要回值班室睡觉，末了说了一句：“你可以在这椅子上躺一会，不过别吵了别人。”我道过谢，蜷在过道的木头条椅上，穿堂风嗖嗖地往骨子里钻，只好又起来，练习云中漫步，在过道来回走，不时地看表。终于到了5点钟，出门，站在深南路上，头上残星闪烁，空气无比清新。半小时以后，头班车来了。

　　若干年以后，我的镜头里全是汹涌南下的农民工，镜头背后的我已经不是旁观者——我的出发地和目的地跟他们没有什么不同。但我知道，他们进入广东，要比我艰辛100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