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衫上印着：“打工没劲！”

　　

　 巷流

　　

　　1993年，当时在全国极有影响力的专业摄影杂志《现代摄影》想做一件很“土”的事儿——联络一些摄影家拍摄深圳都市里的村庄，编辑出版《深圳百村》画册。

　　深圳建市以前是一个边陲小镇，隶属宝安县管辖，宝安县治早先设在南头，1952年才迁到深圳镇的蔡屋围。1979年，在原宝安县的基础上，建立了深圳市，当时深圳市（含宝安县）的常住人口是31万人，暂住人口也只有2000人。建市之前的深圳镇，是以传统农业生产为主的落后农村。

　　短短10年，沧海巨变。1990年，深圳常住人口达到69万，暂住人口激增到133万。而真正的深圳“土著”（铁丝网围起来的经济特区范围内）只有4万多人。

　 门口两名穿得很少的女子跳动着招徕观众。已是深夜，卖票的男人还戴着墨镜。

　　

　　1992年7月，深圳市搞了第一次“农转非”。当年即把特区范围内68个行政村、173个自然村和沙河华侨农场的4.5万农民一次性转为城市居民，行政村转成了居委会。

　　深圳特区从此没有了农村，没有了农民。《现代摄影》杂志主编李媚带领一群摄影师、作家、记者进入南山区，打算从南山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做行将消失的深圳农村影像全纪录。我参加了那一次拍摄，走过一村又一村，一户又一户，很尽职地拍摄，但是镜头下的影象，已经和常人对于乡村的经典想像相去十万八千里。

　　老实说，深圳的原住农民早就比“城里人”滋润多了。

　　十几年大规模的开发建设，使深圳的土地变得很金贵，土地象征着财富，谁有土地谁发达。从1979年开始，到1986年前后，深圳的农民就已经洗脚离田。每个村都办企业，依托天时、地利，村办企业每年都有可观的收入供村民分红分利。公共基础设施也非常城市化，“村”里小楼如雨后春笋，争相冒出，密密麻麻，屋主自己住一套，租出去好几套。原住民的户口反倒比城市户口值钱得多，因为那是村里分红的凭证。曾经有笑话说，如果你得罪了村干部，就罚你当城里人，叫你“农转非”。没料到，1992年“农转非”真得来了。

　　政府给村民做了大量的动员劝说，完成了这次有形的城市化转变。农村变成了城市，村民变成了市民，也有了居委会，但教育、医疗、养老等均没有纳入城市化管理，还是过去的那种物业经济和生活方式。村里的福利制度事实上把人捆绑在一起，村民股份不能流动，村民也没法流动。内外有别，外来人口不管学历多高，都只能是打工仔。即使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到村里工作的外来人，也不能享受村里分红。居委会没有完全与村里的股份公司脱钩，实际上是股份公司下面的一个社会发展部。股份公司要摆脱地缘股、血缘股、家族股，让股份真正流动起来，变成政企分开的经济组织和市场主体，变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还有一段距离。

　　深圳的第一次“农转非”是超前的，但留下了很多“城中村”。第二个十年又过去了，“城中村”中抢建自建的小楼在不断地“崛起”，据有关部门统计，在特区内竟有30万栋。深圳的目标是建设国际化城市，众多的“城中村”显然使这个目标感到尴尬。“城中村”成了深圳的顽疾和毒瘤。

　　2003年 10月，深圳开始第二次“农转非”。准备花一年多的时间，将宝安、龙岗两区现有的27万农村人口，也是深圳最后的27万农民，全部"洗脚上田"，完成从"村里人"到"城里人"的身份转换。这一次，深圳将尽力避免重蹈11年前的覆辙。

　　深圳农民的富裕，是因为有了深圳。但是“城中村”却不独存在于深圳，珠三角地区和沿海发达城市，都有，程度不同而已。

　　但是，在农民工的出发地——欠发达地区，情况却是相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