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岁的薄复礼原名鲁道夫·阿尔弗雷德·勃沙特·比亚吉特，出生在瑞士德语区，后移居到英国曼彻斯特。他在一个从中国回到曼彻斯特国的传教士那里知道了中国，并开始向往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这天夜里，这位又细又瘦又贫穷的传教士在担心失去生命的巨大恐惧中，就着一盏煤油灯的亮光，用了大半夜的时间将那张地图上的法文全部翻译成了中文。这个举动一下就缓解了红军与传教士之间的敌对情绪。但最终薄复礼还是被要求留在红军队伍中，因为面对日益严重的伤亡红军认为他能搞到药。传教士薄复礼就这样跟随着中国工农红军踏上了长征之路，并且在历尽艰难困苦之后活了下来。他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在昆明附近被释放，当时军团长萧克主持了一个小小的欢送会，红军特地为他准备了一只鸡让他品尝。薄复礼离开中国回到英国后对全世界说：“中国红军那种令人惊异的热情，对新世界的追求和希望，对自己信仰的执著，是前所未闻的。”

　　对旧州的占领并没有缓解第六军团所面临的危机，萧克在地图上找到了与红三军会合的准确位置，而去往那个方向必会陷入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中。第六军团决定暂时放弃直接向北，转向西，渡过纵贯贵州境内的水流湍急的乌江，再以乌江为屏障寻找机会向红三军靠近。但是，当第六军团到达乌江岸边准备冲破黔军防线的时候，中革军委的电报又到了，电报严令他们“无论如何不得再向西移动”。电报同时说，贺龙的部队已经占领贵州与湖南交界处的印江，作好了接应第六军团的准备；而追击的国民党军正在向南移动，第六军团应该立即向贵州东北部的石阡一带前进。从地图上看，这确实是与红三军会合的最近的一条路线。但是，随后发生的事实证明，国民党军已经向南移动的情报是毫无根据的推测，而这一推测几乎断送了整个第六军团。此刻，敌人已准确地判断出第六军团如果急切地想与贺龙的部队会合，于是，当第六军团在乌江岸边研究如何执行中革军委的命令的时候，国民党中央军、黔军、桂军和湘军已经制订出了完整的大规模合围计划。第六军团就这样从乌江边折回，一步步走进了一个埋伏着巨大危险的包围圈中。

　　十月七日凌晨，第六军团从乌江边的走马坪出发了。三营为前卫团的前卫营，三营营长周仁杰处在团侦察班与营尖兵排之间，他认为这个位置有利于处置随时发生的各种情况。

　　前卫营进入甘溪镇后，团侦察班和营尖兵排伸出镇外，向石阡方向观察警戒。此时，第六军团的大部已行至官庄至甘溪的十几公里的山路上。尽管中革军委的电报说敌人已经向南移动了，也就是说，至少今天可以放心地按照预定路线前进，因为无论是前面和还是后面都没有敌情，但是军团指挥员们还是无法完全放心。队伍出发后不久，军团部特别询问了在路上遇到的邮差，并且仔细研读了从邮差那里获得的报纸，而无论邮差的话还是报纸的报道，都证明中革军委提供的情报是准确的——这一切似乎很好，因为很久没有这样的情况了。数月来第六军团一直处在被堵截和追击之中，每天传给部队的行军命令只能含糊地把宿营地点写成“相机宿营”，而今天关于宿营地点的命令中明确地写着：甘溪。可是，尽管情况很好，却总是好得令人有点不那么放心。此刻，第六军团的士兵们坐在湿漉漉的路边开始休息，女战士甚至开始梳理让雨水淋湿的头发。马上就要到达宿营地了，如果太阳能够出来，找到些干柴烧些热水把肿胀的脚泡一泡，幸运的话再找到些包谷山芋什么的塞到嘴里，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但是，第六军团红军官兵的所有美好的期望，都被那三个在雨雾突然出现的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以及跟在他们身后的那条土黄色的狗彻底粉碎了。

　　周仁杰的手下意识地伸进衣服摸出驳壳枪，同时向穿着便衣的侦察班长周来仔递了个极特殊的眼神。周来仔带领几个同样穿着便衣的侦察员迅速迎了上去，然后突然扑倒了两个穿着土黄色上衣和短裤的人，另一个人连同那条土黄色的狗跑掉了。狗在奔跑时狂吠不已，凄厉的叫声打破了山野的寂静。被红军侦察员抓获的人咿哩哇啦，说的是周仁杰听不大懂的土话，这些发音奇怪的土话和疯狂不止的狗叫混杂在一起，使周仁杰顿时紧张起来。土话是广西方言，可以肯定，眼前的这两个人是桂军的侦察员。接着，俘虏的口供令周仁杰的脑袋像炸开了一样：桂军十九师的先头部队已经接近甘溪镇北面的山脊了。

　　周仁杰立刻命令把这两个俘虏送到军团部去，同时命令两个连沿着镇边的土墙火速散开，机枪配置在侧翼，另一个连跑步上山占领前面的无名高地——这一切，都是周仁杰的本能反应，是在没有任何命令的情况下，瞬间作出的决定。

　　但是，俘虏送走了好一会儿，周仁杰仍没有接到军团传来的行动命令，他看见的依旧是正常行军的景象：第六军团先头部队的一部已经陆续进入了甘溪镇，几个干部坐在一家店铺门口好像在开会，红军士兵已经开始做饭，炊烟正慢慢地向镇子的上空飘散。而主力部队仍在镇外远处的土道旁休息。时间一分一分地流逝过去。

　　接近中午十二时的时候，枪声响了。

　　枪声居然来自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