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第三十军也发出了出击的命令。二十五师和八十八师的红军官兵冲出阵地向敌人扑了上去。由于冲击得太急，担心在川军猛烈的火力下出现太多伤亡的指挥员一个劲儿地喊“稳住气！不要急！”但是，红军官兵的冲击已经无法停止。从早上六点就开始进攻的川军已经连续十个小时没有休息了，部队在红军突然发动的反击中被截成了几截。眼看要被包围的川军拼死突围，与冲到了跟前的红军混战在一起。八十八师二六五团团长邹丰明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握着一柄大刀冲在队伍的最前面。战斗进行到胶着状态时，川军集中了一个整旅的兵力在中路开始了突击。二六八团二营在机枪的掩护下，一个连冒着弹雨在正面阻击，另外两个连开始向敌人的两侧迂回。一个十六岁的小战士，是两个月前红军攻打勉县时参军的，他在连续刺倒了两个敌人之后，又和另外一个把刺刀刺入他后背的敌人抱在了一起，无论敌人怎样扭打他就是不松手，直到赶过来的战友把这个敌人刺死——小红军终于松开了自己的双手，他踉跄着扑向自己的战友，背上依然插着敌人的刺刀。

　　黄昏，川军各部队开始出现动摇，右翼孙礼旅由于伤亡巨大率先向中坝方向溃退。孙礼旅的溃退导致卢济清旅三面受攻，卢济清不敢恋战只有赶紧撤退。红军对鲁家梁子的包抄最后形成合围态势，龚渭清旅和陶凯旅的退路已被截断，被围困的川军只有进行最后的搏杀。在搏杀中，龚渭清亲自指挥他的驳壳枪营进行反击，但是已经无法阻挡红军凶猛的攻势。龚渭清身负重伤后，他的团长赵云霖、张南芳以及营长龚应全也先后负伤，全旅士兵伤亡过半。陶凯旅在投入了预备队后虽然勉强稳住了阵地，但是全旅伤亡已经超过了五百。各路川军的溃逃令在嘴头岩指挥部督战的邓锡侯心惊胆战。在命令预备队原地阻击红军的追击后，他自己也卷入了溃逃的川军队伍中，直到进逃进了中坝县城把城门死死地关上。

　　躲在中坝城内的邓锡侯心乱如麻。仗如果继续打下去，重新整顿溃散的部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如果就此退回绵阳，面子上实在过不去。他想到了负责相邻地域防御的孙震。邓锡侯急忙打电话请求增援，孙震说是增援不可能，如果想靠拢的话可以派部队去接应。邓锡侯的心情一下子恶劣到了极点，他想起了作战前曾经要求刘湘的第一纵队司令王瓒绪协助，但是王瓒绪以没有刘湘的命令为借口予以了拒绝。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他曾数次给重庆的中央军参谋团打电报请求飞机增援，参谋团每一次都答应了，但是直到现在也没见中央军飞机的影子。犹豫再三之后，邓锡侯决定部队撤回绵阳，毕竟命和实力比面子重要得多。

　　至此，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战役历时二十四天，歼敌十二个团约一万人，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至平武的纵横约三百里的广大区域。

　　川北粮食充足，物产丰富，占领了川北地区的红四方面军官兵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是丰衣足食，他们在这片富庶的土地上尽情享受着大米、腊肉和豆瓣酱。而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却是心急如焚。他不断地给位于作战部队后方张国焘打电报，反复请示这样一个问题：是否把南边的部队收缩回来，集中力量向北进攻甘南？如果这样不妥，下一步该怎么办？

　　在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张国焘没有确切的答复。

　　徐向前向北发展根据地的计划，很快就因为战机的失去而无法实现。

　　张国焘作出的是一个后来在中国革命史中引发了剧烈争议的决定：采取大搬家的形式，彻底放弃川陕根据地。

　　当嘉陵江战役还在进行的时候，由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率领的东线部队已经开始向西移动，并且采取的是坛坛罐罐统统带走的方式。至嘉陵江战役结束，红四方面军在嘉陵江以东的所有部队都撤到了嘉陵江以西。此时，在嘉陵江以西狭长的区域内，集中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全部人马，共五个军十一个师三十三个团，总计在十万人以上。

　　作为川陕根据地党的最高决策者，促使张国焘作出放弃根据地的决定的客观原因是：与江西的中央苏区一样，自一九三三年开始，川陕根据地始终面临着严峻的军事形势和严重的生存危机。四川军阀结束了混战之后，服从了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开始对川陕根据地进行全力合围。从建立川陕根据地到发动嘉陵江战役，在两年多的时期内，根据地处于战争状态的时间长达十六个月，这期间敌人在根据地里两进两出，烧杀掳掠，致使根据地遭到极大的破坏。一旦需要以军事行动策应中央红军北上，就必定会影响方面军对根据地的守卫和经营。尽管中央红军因敌情所迫不断地改变行动计划，但是红四方面军不顾一切策应其行动的决心是坚定的——如果没有这一行动目标，红四方面军即使要向北发展，也没有强渡嘉陵江的必要，从根据地里直接进入陕南会顺利得多。

　　但是，川陕根据地的丧失，带来的后果也是十分严重的，那就是：当这块红色根据地不复存在之后，对于在中国国土上转战的工农红军来说，所有建立起苏维埃政权的大块根据地都已丧失，分散在各个地域的红军武装自一九三五年春秋之际开始就全部处在了没有根基的危险的移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