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后，几乎所有的长篇小说（大概仅《艳阳天》、《沸腾的群山》等个别作品例外），都被打成毒草，成为禁书。还不止是小说，像《外国名歌二百首》这样的文艺作品，像《十万个为什么》这样的科普读物，也跌入冷宫。报纸上是连篇累牍的批判文章；作家和翻译家挨斗的挨斗，坐牢的坐牢，自杀的自杀；无数家庭的无数藏书抄走的抄走，毁掉的毁掉，封存的封存；出版社看家的书（如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三红一创”，即《红日》、《红岩》、《红旗谱》、《创业史》）都被束之高阁；新华书店更是一派萧然的气氛……

　　茅盾的子女在《父亲茅盾的晚年生活》中，提到人大“三红”的红卫兵来抄家时的一个场面：

　　爸爸家中最多的是书，可是红卫兵倒不认真翻书，只有一个女红卫兵指着满屋子的书架问爸爸：“这些书你都看过吗？”拿军刀的头头说：“这些全是大毒草，看得越多中毒越深。我们只读毛主席的书，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书一本顶一万本。”⑧

　　茅盾当时的处境，尽管也不怎么样，但与更多更不幸的作家相比，还算是幸运的，顶多属于靠边站的一类。毛泽东有指示，个别文化人不在批判之列，茅盾名列当中。他的作品（如《林家铺子》）尽管也不能幸免于横遭批判，但人似乎从未尝过“揪出来”的滋味，家里的书也未被抄走。但这段出自他家的对话，却反映了字书在“文革”初期的真实境遇。

　　一阵疾风暴雨过后，“毒草”们并没有被灭绝，时显“沉渣泛起”之势。漏网之鱼，还在游弋。有个住在军队院里的朋友告诉我，他们院大校楼一位留苏的九级干部家被抄后，家门洞开，他有一次去那里游荡，看见桌子上赫然摆着一套《静静的顿河》，顿起肃然之感。三十年以后，我也有过一回类似的经历：2000年的夏天，去哈尔滨开会，有人在车上和北师大教授汝企和闲聊，说起他的姓不多见。我随口答茬说：有个翻译家叫汝龙。汝教授说：他是我父亲。我听后也“顿感肃然”了一番，眼前闪过这位有名的翻译家以及和他相关的托尔斯泰、契柯夫乃至聂赫留朵夫的影子。那些年那些作品曾让无数的孩子大中其“毒”，当中也一定包括破“四旧”时杀在前面的红卫兵。所以说，矛盾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人生的方方面面，尽在变数当中，这也是生活的辩证法。

　　复课以后，学生靠分看家和吃饭的时代已经过去，有了不少闲工夫。一些孩子“飞”在外面瞎折腾，另一些孩子呆在家里大看借来的小说。那时学“毛著”的榜样门合，有“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的经验之谈。这样三句话似也可以用在一些孩子读小说的体会上，以至传看小说，成了在一部分孩子中风靡一时且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

　　他们看的，都是些传来传去的小说，有的是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盖着形形色色的单位公章。外国小说中，不少是竖排繁体字的那种，人名和地名用曲线或直线标出。因库存过久，纸张多已泛黄，散放着一股仓库中的霉气味。很多小说由于倒手次数过多，成了少头缺尾的残书。不知道过了多少道手，遇上看不过去的，包上马粪纸书皮，用钢笔写着《安娜·卡列尼娜》、《红色保险箱》、《上尉的女儿》、《三家巷》、《苦菜花》、《古城春色》、《莎菲女士的日记》……也有的干脆没头没尾到底，书看完了还人家时，还得现打听书名。那也看得如饥似渴，废寝忘食。我估计有些小说没头没尾是故意之举，至少是读者自我保护意识的一种体现，不然让“毒草”招摇于市，有点危险。一般来说，小说的传阅速度都是闪电式的，头天拿到手，便被叮嘱：“明天想着还我。”很多孩子的书包里总装着一两本没头没尾的小说。大街上也常见兜里揣着小说的孩子，路上碰见熟人，问：“干嘛去？”答：“还书去。”或者应了后来的电影《看不见的战线》里的那句话：“你拿的是什么书？”回答当然不会是《歌曲集》。中间插一杠子，把书截走的情况，也时有发生。而借书给他们的孩子，已经说不准是几道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