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孩子里，40年代末到50年代中前期出生的那几拨，是格外幸运的，因为他们差不多看遍了十七年里拍的引进的所有电影。我问过几个这些年龄段的孩子，他们印象较深的，是苏联片《侦察员的功勋》、《基洛夫》，法国片《三剑客》，国产片《海鹰》、《山间铃响马帮来》、《无名岛》这样的电影。自1964年起，开始有“批判电影”一说（不含50年代的《武训传》、《清宫秘史》），最初的靶子，是《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1964年8月18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一份相关报告上批示：“不但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以后，陆续有其他影片挨批。到了“文革”前夕的1966年5、6月，这类电影的内部放映进入高潮。

　　那段日子，已经卸任文化部长的作家茅盾三天两头到人民大会堂看电影。1966年5月4日的日记里提到：“七时赴人大三楼看电影《桃花扇》，此乃三、五年前所摄，今则作为坏电影，在内部放映矣。”后来，又看了“坏电影”《不夜城》、《红日》、《阿诗玛》等。另一个文人宋云彬在同期日记里提到他看的“坏电影”有《抓壮丁》、《舞台姐妹》、《红日》、《逆风千里》等。那时尚未有“毒草”一词，刘邓等党内“走资派”还在台上。

　　60年代这拨孩子到了看电影的年纪，国产故事片里还演着的，已经屈指可数了。大概有《南征北战》、《鸡毛信》、《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队》、《小兵张嘎》这六部。也许个别孩子对“文革”前夕上映的《秘密图纸》、《小足球队员》，还有些许模糊的印象。此外就是木偶片《半夜鸡叫》，动画片《草原英雄小姐妹》，科教片《泥石流》，纪录片《红旗渠》，以及编成号批量生产的《新闻简报》和《杂技》。八个样板戏以及《杜鹃山》、《龙江颂》、《磐石湾》、《沂蒙颂》、《节振国》和钢琴伴奏版的样板戏片段，也都被拍成电影，大放特放。到1976年10月，就在“四人帮”被粉碎之际，北京市的电影院还在进行一轮为期一个月的样板戏电影大汇演。

　　复课以后，中小学生被组织集体去观看一部受批判的纪录片《刘少奇访问印尼》，学生排着队一拨拨开进电影院。留给他们的印象是刘少奇和王光美脖子上套着花环，接受“反动国家”欢迎的场面。

　　以后的八年，没有一部国产故事片出品。上列的六部片子，来回演的，孩子也来回看的，是“三战”。其间周恩来1970年访朝后，恢复上映了五部抗美援朝的片子，有《奇袭》、《英雄儿女》、《铁道卫士》、《打击侵略者》和中朝合拍的《战友》。不知为什么，《上甘岭》没有列入这次开禁的影片当中。本来还有两部老电影进入开禁程序，据说让江青搅和黄了。吴德那时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相当文化部长），他回忆说：

　　当时，电影也不让演，就演几个样板戏，大家只管几个样板戏。开始工作后不久，我提出群众有意见，是不是挑一些可以演的电影、戏剧出来演一演。当时，江青他们没有说什么。

　　我让刘贤权、石少华抽调一些电影看一看，有没有能够放映的。他们两个人连天埋头看电影，选了《渡江侦察记》、《智取华山》两部片子，并写了报告送给周总理和江青。

　　报告送上去几天后，江青、张春桥找我。

　　江青、张春桥责问我，为什么跟他们唱对台戏？

　　我愕然。

　　她问我知道不知道这些电影的编剧、导演、演员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

　　我向江青摇头。说我未调查过。

　　张春桥说：有一个《红灯记》，你们就搞一个《渡江侦察记》；有一个《智取威虎山》，你们就搞一个《智取华山》。

　　我心里说，江青真能扯得上。

　　她让我把电影的导演和演员一个一个都了解清楚，并让我回来开会、检讨。②

　　1974年元旦，孩子和大人终于盼到了“文革”期间出品的第一批国产故事片——《青松岭》、《火红的年代》、《艳阳天》、《战洪图》。其直接后果是当中的一些人名马上成了许多孩子的外号。我们班的孩子是这年春天升入中学的，刚看过这些电影。都是新同学，正愁没起外号，以后五年，钱广、七姑、弯弯绕、大炮都被安在了同学身上。现在已闹不清是怎么起出来的，只记得“大炮”的实名为“连生”，与《艳阳天》里外号马大炮的富裕中农马连升同音，就拐着弯也成了“大炮”，并非与电影里的角色神似或形似。这年夏天，王心刚演的黑白片《侦察兵》上映，一时轰动。秋天，《闪闪的红星》上映，更轰动，盛传江青一部电影不看两遍，此片是个例外。导演李俊曾受到她的接见，后来有文章提到，一见面江青就紧紧握住李俊的手，兴奋地高叫着：“我可得宝了！可得宝了！画面真美啊！真抒情啊！”

　　我们在次年到香山植物园学农，组织去卧佛寺玩时还特地找到拍潘冬子磨刀的外景地“拜谒”。

　　以后的两年多，逢年过节，就有一批新片亮相。故事片里记忆所及的，有《枫树弯》、《创业》、《春苗》、《激战无名川》、《车轮滚滚》、《烽火少年》、《碧海红波》、《小将》、《阿勇》、《沙漠的春天》、《黄河少年》、《一副保险带》、《难忘的战斗》、《沸腾的群山》、《连心锁》、《第二个春天》、《牛角石》、《向阳院的故事》、《红雨》、《海霞》、《决裂》、《欢腾的小凉河》、《雷雨之前》、《战船台》等等。老电影《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平原游击队》和《年青的一代》，还被重拍了一次，北京孩子普遍觉得新片不如老片。1976年“十一”，是“文革”期间的最后一拨新电影上映，十部片子，有《芒果之歌》（长影）、《山花》（北影）、《锁龙湖》（上集）（长影）、《新风歌》（上影）、《青春似火》（北影）、《南海长城》（八一）、《江水滔滔》（上影）、《山村新人》（长影）、《寄托》（峨眉）、《山里红梅》（珠江）。这也是自1974年以来一次上映片数最多的一次。七天后，“四人帮”被粉碎，意味着“文化大革命”的终结。之前一些正在拍摄的片子，用一个当时的词说，未能“出笼”。一部以“反击右倾翻案风”为背景的电影《反击》，已经完成制作，由李文化导演，于洋、胡朋主演，后来当作内部批判片，演了一阵子。粉碎“四人帮”后，剧组主要成员都受审查，北影还成立了李文化专案组。后来，胡耀邦曾批示：“《反击》责任在领导，不要再纠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