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导演冯小刚长在北京市委党校院里。他对他们院里的礼堂记忆很深，很细，以至在《我把青春献给你》这本书中，用它作了一个标题，并作了如下描述：

　　正门下有一层层的台阶，台阶上矗立着几跟石柱顶天立地，石柱上托举的横眉正中镶着一个浮雕，浮雕的图案由五角星和分列两侧的旗帜组成，印象中旗帜上还有垂下来的穗子。

　　礼堂有一个前厅。地面由水磨石铺成，石缝间还嵌着铜线，散发着煤油拖把擦过的气味。顶子上有石膏的浮雕天花，一组组苏式的吊灯悬挂在其中，每个吊灯上都有很细的铁丝精心编织的网兜呵护着乳白色的灯罩。当然还包括高大的窗户和用绳子一拉就能自动关闭的窗帘。

　　礼堂的舞台很浅，一道蓝幕前八字形斜插着一排红旗，正中悬挂着毛主席的画像，如果放电影就把银幕从台口落下来。星期五机关食堂卖电影票，5分钱一张，那是我最愉快的时光，在期待和憧憬中草草吃完晚饭，和院里的孩子成群结伙跑到礼堂的大门前等待开演，然后一拥而入，为各自的家人占座位，顷刻间礼堂里座椅响成一片。有时过道里拥满了人，我们就从后排一直踩着座位往前跑，常常一步踏空，腿陷进翻板中，疼得呲牙咧嘴。那种感觉直到今天都铭刻在心。①

　　冯小刚在这个礼堂看的第一部，也是他这辈子看的第一部电影，竟然是戏曲片《红楼梦》，时间在1964年或者1965年。

　　露天电影受诸多条件限制—场地、季节、天气、时辰，但也有不受限制的地方—可以随意出来进去，可以站着看，眼神好的，也可以在几十米以外看，可以在树上、墙上、房上、篮球架子上看，还可以在银幕后面反着看。因而一旦演起来，看电影的场面其实就是很动人的一景。

　　一篇名为《看电影》（署名张映勤）的文章，上来就提露天电影：

　　在我的印象中，开始看电影并不在电影院里。那是“文革”初期，还没有上小学，我家附近的一所学校，隔个十天半个月就在操场上放一场电影，美其名曰进行宣传教育。那时，我随大人们带上板凳马扎，早早地坐在那里等着，看看体操台前支好的幕布，心里纳闷，这人是怎么在上面动的。快到放映时，操场上挤得人山人海，密不透风，来晚了的趴在后边的篮球架上，骑在墙头上的，黑压压一片，场面非常壮观。

　　这样的场面，北京孩子都经历过。不打篮球的孩子至今一见篮球架子，就会想到露天电影的，大有人在。我们院以前也有个篮球场，却未曾放过露天电影，这成了不多见的现象。有个50年代末出生的邻居告诉我，当年邻院铁道部宿舍常放露天电影，随便看，他还记得在那里看的第一场露天电影是《宝葫芦的秘密》。这应该是“文革”前的事情了，而我们都是“文革”以后才上小学的，可见孩子自小对露天电影的印象之深，很难让岁月磨掉。另一个朋友说起人民大学校园里的露天电影场，周围都是坡顶的平房，上面堆满了孩子，一不留神就有掉下来的。当年看露天电影，什么时候到场，孩子之间也有不成文的讲究。我的同学梁丰告诉我，她们院放露天电影时，搬着板凳早去占地方的都是像她这样的小女孩以及她们的父母、祖父母辈，男孩尤其是大一点的男孩都得抻着点，快开演时，才晃晃悠悠地入场，否则被视为“跌份”。这和后来他们谈恋爱时的到场次序恰恰相反。

　　那时，露天电影带给孩子的，绝非仅仅是看一场电影的享受。如果预先知道，从一起床就觉得这天是个好日子，中午就开始巴望天黑；如果临时闻讯，就有喜从天降的感觉。盼到天黑骤降一场大雨（这是常有的事情），露天电影也跟着泡了汤，那就无异于兜头一闷棍。这些形容，绝无夸张的成分。如果一个孩子想让另一个孩子空欢喜一场，拿露天电影说事，屡试不爽。这是一段孩子之间用来骗来骗去的经典对话。

　　甲：晚上咱院演电影。

　　乙：啊！！（兴奋）几场？

　　甲：两场。

　　乙：（更兴奋）哪国的？

　　甲：一场中国的，一场外国的。

　　乙：什么名？

　　甲：夜战白桥（夜站白瞧）、英雄布拉姆（不拉幕）。

　　乙：你大爷！

　　最后一句，是上过无数回当的孩子明白自己再上一当之后的顺口答对。头一次上当时，则一般会问一句：“真的？”

　　电影院（或礼堂、露天电影场所）之于孩子，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个朋友说：“小时候进电影院，就跟进了天堂似的。”可谓精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