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课以后，干部子弟及成绩拔尖的学生扎堆的现象已不再存在，一些学校（如男四中、101中、育英、十一、景山等学校）的“贵族气”也随之荡然，学生结构完成了新的排列组合。“劳动人民”的子女，能进最高学府，更能进最好的中学。政治局委员姚文元的女儿的同学中，一定不乏“贩夫走卒”的子女。这其实是毛泽东早就希望看到的。1952年6月14日，他在写给周恩来的一封信里提出：“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

　　学校之间的落差被拉平了，学生之间就学的“待遇”也被拉平了，但有些无形的东西，并不能一扫而尽。出自各类门第的孩子，坐在一个教室里，又难免生成等级化的变种。紫竹院旁边的曙光中学，以前并不起眼，是一所由小学升格而成的中学，生源来自四片：万寿寺甲2号的东风大楼（总参二部和中调部合并时期的宿舍）、中央民族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几个由杂居户构成的居民大楼（附近孩子叫“居大”）。东风大楼的子女，大多出身“革军”或“革干”，优越感最强；民院和外院的，多来自知识分子家庭，逍遥一些，不大靠近主流；居民大楼类似于胡同里的大杂院，那里的孩子，显然与前三个院子的孩子过着两样的生活，他们走向两个极端，要么“红”得发紫，要么痞劲十足。“合一”为同学后，这些学生并没有真的打成一片，东风大楼与两个高校院里的孩子，倒还来来往往，没什么障碍，而这三家与所谓“居大”孩子之间的距离，则有如他们生活质量上的距离，拉得很开。我的一个大学同学是当年东风大楼的孩子，她告诉我，毕业以后，同学之间的这种来往局面也一直在延续，至今开同学会，还是如此。

　　在更多的学校，生源并不似曙光中学这样整齐和典型，家庭出身只起着一种潜在和微妙的作用，学生与学生之间，还是以“好”“差”（或曰先进后进）两类来分别。

　　当时，老师判别学生的优劣，主要不以成绩划界，或者说，成绩仅是个参考值。大体遵守纪律的孩子，便在好学生之列。反之，便不算好学生。好坏学生，经常是分成两拨，泾渭分明。“坏”学生课外的劣迹另说，老师观察所及的是，他们经常旷课，很少完成作业，上课不听讲，吹口哨，下位子，打闹，起哄，答茬。这类学生为数不多，也不少，一个班总有十来个，占去男生的一小半。每个学校、每个班、每天都会有“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出现，仅是闹事的程度不同而已。有位朋友70年代在150中上学，他的日记本上还记着某一天班里无故旷课的同学达九人之多。好学生除了遵守课堂纪律，还要积极参与班里的斗争，他们放学后很少按点回家，煞有介事地从事如开干部会、写大字报、出黑板报等等的活动。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学生热衷于此，恐怕与男女生之间的关系不无关系。那时，有男女界限一说，即在课堂上男女生之间不说话，这是一种风气，即使是问一道题，借半块橡皮这样的事情，也极少发生，更不用说随意聊天了。学生无论好坏，表面上都守着这个规矩。而惟一被视为男女生之间“正当”的交流，就是在“各项政治活动中”的往来。像一道出黑板报，一道开学生干部会之类的活动，不论男生女生，牺牲多少时间，心里都是乐意的。尽管一般不会有什么出圈的事情发生，说的也都是一些套话式的大道理，但毕竟是少男和少女之间的搭配。至于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只有自己知道。

　　学生干部主要由三套“班子”（班委会、红卫兵中队、团支部）的成员组成。这些“好”学生又大体分成两类。

　　一类是谢慧敏（小说《班主任》里的人物）式的学生。刘心武在13中当了15年语文老师，他挖空心思刻绘的这个人物，确具典型性，在北京的任何一所学校里，都有她的影子。我们是在上高中以后读到这篇小说的，不少同学读后马上就有一种心领神会的感觉。这类学生学习不可谓不用功，但成绩平平，知识面更谈不上，几乎不看毛主席著作以外的课外书（当然，对毛主席的著作，他们也十有八九看不懂，硬着头皮啃，跟形势而已）；他们遵守纪律，关心集体，敢于向包括把《青春之歌》、《安娜卡列尼娜》带到教室里或把奇装异服穿到教室里这样的“不良现象”做斗争，断不了向老师汇报班里的动向；他们笔耕不辍，几乎天天干的事情是写日记，写决心书，写批判稿，写思想汇报，写黑板报，但从不用自己的脑子想事情，其“作品”的内容大体是一些套话，开头一般是“目前，国内外形势一片大好……”而要对这“大好形势”作哪怕是一两句话的具体判断，他们便会感到茫然。他们的这种政治热情与斗争意识，引发过不少今天看来无异于笑话的闹剧。

　　拿我们班为例，中学时代赶上了“文革”末尾。至今逢同学聚会，必有人挑起回忆，似乎百说不厌。有一回话题扯到写大字报，他们都还记得，谁谁谁写了《论“假招子”》，谁谁谁写了《再论“假招子”》，谁谁谁写了《揭开初二一班阶级斗争的新盖子》，并记得这些大字报的创作原委。我的一个同学的日记本上，也还留有一位班干部的若干点评，如针对1976年4月6日日记里的一段话：“希望邓小平改正自己的严重错误，回到革命道路上来。”他“批”道：“老机会主义者，改也难呀！”并在这句话的下面画了一道杠，以示着重（他其实是借用了传达过的毛泽东1971年夏天南巡时说的指向林彪的话）。还有一回，大家发现有个班干部正在看《列宁选集》，有人问他能否看得懂，答云：正因为学不懂毛著，索性从更难懂的学起。他以为先难后易，是一条能学通毛著的捷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