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大的风潮还不在于改校名。尽管停课日子里的抄家、串联、接受毛主席检阅等“革命”活动以及因此而带来的喧闹劲已经过去，但这场运动的冲击波并未实际减弱。69、70两届的同学是复课后同时升学的，一迈进中学的门槛，这些孩子就看到了惊心动魄的一景—斗校长。

　　几乎所有的中学校长都被戴上“走资派”的帽子，成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替身，没听说有谁成为死角，幸免于揪斗。我熟悉的几个69、70届的朋友，谈起他们短暂的中学时光，第一印象也都是批斗校长。那时“走资派”遍地都是，但北京的中学校长中，女性比例很高，这里可以说是女“走资派”最集中的场所。田畔后来是高我一级的一个系的同学，当年的西苑医院子弟，被就近分到101中。开学的第一天，依惯例应该是一个典礼活动，由校长讲话，而他碰上的却是一场批斗会。操场上人声鼎沸，被斗的正是校长王一知—一个满头银发的小个子老太太。王系20年代的党员，早期中共领导人张太雷的夫人。那时被斗者的胸前，要挂一个木头牌子，上书“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某某某”，再在名字上打上叉，按流行的规矩，名字中间的一个字还要倒置，但王一知其名，前两个字都无所谓颠倒，她得以占了点“便宜”。王不愧为老一辈革命家，坚强地挺过了这一劫，“文革”结束后安享应得的晚景，前些年才去世。月坛中学的女校长则没有支撑住，她被剃了阴阳头后，有一天晚上，唱着毛主席语录歌：“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登上学校的楼顶，从烟囱里跳了下去，选择了当年属于“自绝于人民”的归宿。与这位女校长命运同样悲惨、被斗致死的还有师大女附中的卞仲云副校长。四中老初一学生陈凯歌，在他的书里，曾写到对女校长“运动”前后的印象的反差，他入学时（1965年9月），在操场上聆听校长讲话，“这位女校长嗓音洪大，讲起来喜欢一问众答，往往发问的声音未落，回答的声音已起，气势之大，真可以用唐人‘独立扬新令，千营共一呼’的军旅诗来形容了”。“文革”一起，“年老的校长被迫改‘一问众答’而为‘众问一答’。银白的头发在八月的骄阳下缕缕行行，汗水在地下湿成一片，回答时抖着嘴唇说：你们都是我的孩子……”③

　　很多孩子以“革命的名义”，对校长们横加凌辱。我的一个朋友是育英中学69届学生，他看到的情景是，女校长被打得头破血流，瘫倒在地，一个“口技”超人的“小将”，隔着数米向其脸上“飞”唾沫，有十环九环的准度；有的校长被勒令站在椅子上挨斗，突然间有人从后面一把撤掉椅子；有的校长被勒令在雨地里环操场爬行；有的校长被勒令和死尸握手。至于坐所谓“喷气式”，更属于家常便饭，不新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