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金等赴朝前夕，《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希望巴金以最快的速度给《文艺报》支持。巴金答应了这个要求。由于当时通讯不便，巴金在朝鲜采写的稿子只好通过新华电台用电报发回，冯雪峰叮嘱《文艺报》总编室与新华电台保持密切的联系。

　　1952年3月22日上午，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会见了巴金等十七位文艺家。3月26日巴金在坑道掩体里完成了《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初稿后，即写信送彭德怀同志，彭德怀3月28日复信巴金：“巴金同志：‘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一些，使我有些害怕！致以 同志之礼！ 彭德怀 3月28日”巴金改定文章后即没法发回北京，《文艺报》拿到这篇文章已是4月初，因《文艺报》当时是半月刊，为了等候巴金在朝鲜深入前线采访的图片，只好在4月25日出版的刊物上以显著的位置发表。据当年《文艺报》总编室主任唐因回忆说，巴金从朝鲜回到北京后才见到这期《文艺报》，《文艺报》编辑部向他说明了等了多日他们的照片，都没拿到，巴金说，你们文章上配了彭德怀司令员的照片就不容易了，我们在前线深入生活、采访时的一些照片当时我也没有见到，你们从哪里去弄。

　　巴金在朝鲜住了七个月，共写了十一篇散文随笔、通讯报道。

　　1953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结集出版了巴金的《生活在英雄们中间》，巴金在该书后记中说：“这本小书中的文字也许可以给祖国人民唤起一些亲切感人的回忆，那么就请把它们看作从远方带回来的亲人的口信吧。”巴金《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在《文艺报》上及时发表，给了《文艺报》代巴金从远方向祖国人民带回来亲人口信的机会。

　　1966年6月，《文艺报》被迫停刊。1977年12月，在复刊不久的《人民文学》编辑部举办的一次座谈会上，茅盾以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主席的身份讲话，他说，“四人帮”不承认文联和作协，我们也不承认他们的反革命决定，他建议尽快恢复中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的工作，并建议《文艺报》复刊。中国文联第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经党中央决定，大会宣布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和中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正式恢复工作。《文艺报》立即复刊。巴金从上海到京出席了这次重要的会议。

　　1978年6月初，《文艺报》开始紧张筹备复刊，决定７月正式出版。编辑部决定请几位知名作家发表对复刊的《文艺报》提出希望和建议。首先想到的就是巴金。编辑部分配我与巴金联系。很快得到了巴金寄来的《我的希望》，并附给我一封短信。巴金希望复刊后的《文艺报》是一个“战斗的刊物”，他说：

　　“《文艺报》复刊是广大读者盼望了好久的事情。事情本身就是对“四人帮”的严正批判。复刊后的《文艺报》一定会以新的面目出现。刊物的一个任务就是：肃清‘四人帮’的流毒，改变他们遗留下来的文风，把“四人帮”搞乱了的思想彻底澄清，把他们颠倒了的是非颠倒过来。这是一场严肃的长期的战斗。《文艺报》应当是一个战斗的刊物，它的战斗性要强。在文艺战线尖锐复杂的斗争中，刊物要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勇敢地战斗；要坚决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要真正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少登不痛不痒、四平八稳的文章；批评不怕尖锐，但思想要明确，也要实事求是；批评要以理服人，不能以势压人，绝不搞‘四人帮’那一套。有批评也要有反批评。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篇文章就是结论，不准别人碰一下。要鼓励大家进行热烈的讨论。

　　文章不一定太长，要说老实话。至于把‘成套设备’一齐用上，把大家常说的全照搬，就是不讲出自己真正的见解，这种文章读者不喜欢。

　　我这样想：只要不违背六项政治标准，敢想、敢写，都是可以的，而且应当受到鼓励，刊物也要敢于发表。

　　闯将是不能缺少的，要是没有人敢于一马当先飞奔向前，大家都看风色、看行情，袖手旁观，那么就绝不会有新的气象和新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