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家的仨孩子，姐姐是“明珠”，哥哥是“理想”，我呢，什么他妈都不是。

　　听姥姥讲我妈在生我的时候难产，差点就给憋死。父亲当时斩钉截铁地跟医生说：“保大人！”就在医生护士们叮叮当当地准备好了“十八般兵刃”正要下家伙的时候，迎着夏季一缕金色的晨光，踩着窗外“大跃进”激昂的鼓点儿我自己出来了。那是1958年7月9日的早晨，天刚亮，所以给我取名叫白明。

　　这件事儿不论什么时候跟人家说起来，都觉得自己倍儿潇洒。可无论从哪方面讲，生我又都是多余的，尤其是按照人口学家的理论，我应当是被蛤蟆骨朵给吃了的“零碎儿”（据说五十年代民间曾流传吃蝌蚪避孕的方法），这“偏方”在当时也就是昙花一现，因为有人吃出了毛病。照说应该是“饮活蝌蚪少许”，有胆儿大的偏招呼半盆。结果孕没避了，差点把命给“避”了。我妈当年吃没吃过蛤蟆骨朵儿？甭问，肯定是没吃过。老人家一辈子是素食主义者，到今儿个连牛羊肉的荤腥都不沾，哪咽得下去那玩意儿？所以就爱谁谁了，所以咱注定就是个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角色。

　　小时候父亲常跟亲戚朋友说：“老大心细，女儿嘛。老二踏实，是块材料。三儿不成，他除了会出幺蛾子，没什么出息。”

　　关于爱出“幺蛾子”父亲还真没冤枉我，可能是天性吧，这在“文革”期间曾有过一次“精彩表现”：

　　上小学的时候有个同学，名字现在死活想不起来了。那时候同学串门儿从不敲门，都是在门口喊。这位仁兄每回都是一进胡同口儿就扯着嗓子，拉开长音儿喊：“白——明——白——明——！”嗓门特大，我姥姥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纸糊驴”，居然还就叫开了。

　　有一天纸糊驴跟我说，看见家门口造反派斗争“地富反坏”，他受到了“启发”回家就把他爸的“反”给“造”了。

　　我问：“你是怎么造的反呀？”他说：“忒简单了，从作业本儿上撕张纸儿写了个小号的大字报，贴在了我爸的床头。后来你猜怎么着？”

　　“后来怎么着了？” 我问。

　　他在我耳边小声说：“他给了我一块钱！你回去也试试吧……”

　　我特敬佩地看着他，心想：纸糊驴呀纸糊驴，你丫可真有两把豆儿。于是把脚一跺说：“成！”就跑回家去了。

　　回到家看见我妈正在和棒子面蒸窝头，就说纸糊驴昨天已经在他们家造反了！

　　我妈说：“怎么着，你是不是也想跟我造反呀？”

　　我搂着她嬉皮笑脸地说：“不能够，跟您造反了谁给我蒸窝头呀。——可我想造我爸的反。”

　　“那你就造呗。”

　　“我爸不敢怎么着吧？”

　　“谁敢惹造反派呀。”

　　我心想“有门儿”，就激动了起来，跳到我爸妈的床上（那时候父母的床孩子是不准上的），踩着被垛喊口号：“打倒白纪元——白纪元必须低头认罪——”我妈用粘满棒子面的手攥着根笤帚疙瘩把我给赶了下去。

　　晚上躺在床上想，这“反”要是“造”成功了，不给一块给五毛也成，可大字报都写些什么呢？就写“白纪元的十大罪状：一、像南霸天似的动不动就给人俩耳贴子。二、有一回忘了是因为什么还踹过我屁股几脚。三、好吃的都给我姐。四……五……”

　　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妈把我叫到父亲面前说：“你不是想造他的反吗？当面造吧。”睡了一宿觉这事早忘了，现在把我提溜过来不是成心整治人吗？心里骂我妈可真够德行的。

　　父亲在吃早点，正一丝不苟地往一块烤热了的窝头片儿上抹臭豆腐，那做派和那认真劲儿就像他当年在起士林里吃法国大餐，真叫一个份儿。

　　我斜腰拉胯地站在他们面前不敢吭声，过了好一会儿，可能是父亲感到不耐烦了，甩过来一句话：“去你妈的，该干吗干吗去！”

　　“哎！”我无比愉快地答应着，转身撒腿就跑。跑出去半条街了才想起来没拿早点窝头，哪还敢回去取呀，就径直奔了学校。

　　碰上了纸糊驴，他问我：“白明，昨儿个跟你爸造反了吗？”

　　我狠狠地搡了他一把说：“去你妈的，你丫该干吗干吗去……”

　　说完就晃着膀子走开。尽管肚子饿得咕噜乱叫，但觉着这派头已经变成我父亲了。

　　其实父亲给我的评价说对也不全对，我的确从小就不安分，但也的确是家里最豁达最实在的一位。别看父亲不待见我，可咱偏偏是个大孝子，晚年父亲羸病残阳，却得了我的济。床上床下、屋里屋外地伺候，恨不能他哪儿难受我就哪儿难受。临死前他曾说：“老三呀，我欠他的……”

　　父亲最后的一口气是在我怀里咽的，走得还算安详。从那时候起我就想，父亲和家里的这点事儿其实挺“传奇”的，总有一天得把它写出来，写成一本好看的书。这想法一想就是十五年，一直想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