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时候没事儿闲扯淡，又把一位朋友侃高兴了，他旋即在《北京晚报》上登了一大篇文章，题目还挺吸引人，叫“老宅门里的白家”。

　　写文章的这位大爷不是别人，正是报界名记、京味作家刘一达。文章写得好，加上作者名气大，所以“非同凡响”。

　　于是有人就把我们家当成电视剧《大宅门》里的“白家老号”了，哭着喊着问：“七爷白景琦和你是什么关系？”挤对得实在没辙了，我就特认真地说：“算是本家大爷吧。”一群哥儿们追着骂：“日你个大爷的。”大伙这个乐呀。可还没等乐痛快了，就发生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差点让人哭都找不着调儿。

　　一达兄的文章刚见报，白家就翻天喽，先是我姐给我打电话。顺便说一下，我姐是家里孩子中的老大，从小既漂亮又拔尖儿，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可惜偏疼不上色儿，不到16岁就闹着去东北“军垦”，父亲心疼闺女不让去，她就跟爹玩儿命非去不可，用父亲的话说“邪劲儿太大”。可一到北大荒就傻眼了，天寒地冻，罪受大了，我们家的急也着大了。有一年她得了一种叫“羊毛丁”的地方病（学名叫“克山病”），都快进太平间了，结果被当地老百姓用土偏方给救了过来，算是捡回一条命。消息传到北京，父亲急得吐了半脸盆的血——这些都是后话了。

　　我姐在电话里骂道：“你想作死呀？咱们家的这点事儿都让你给抖搂出来啦。老太太可急眼了，两宿没睡着觉，血压都快二百啦……”

　　这才想起来，文章里提到了我爷爷解放前怎么发的迹、后来怎么败的家、我爸参军后怎么带回来一把手枪、怎么把家里的古董卖给香港某电影导演……这忌讳可犯大了。

　　我麻利儿地去看望老太太，老太太已经七十有六，满脸涨红，眼睛瞪得俩小包子似的嚷嚷着：“活腻味了吧小祖宗？这些可都是历史问题，盖还盖不住呢，这下好了，你让全世界都知道了。为了你能出名，就非让我死在你手里不可啊？”

　　“妈，您别价呀。”我说，“咱家老爷子死了都十好几年了，况且是一辈子不得烟儿抽，给他老人家的德行宣传宣传，这有什么不好哇。”

　　老太太说：“好哇，等我死了以后你爱怎么宣传就怎么宣传，你不能让我现在就出门不敢见人！”

　　我也急了，冲老人家嚷道：“您真是我一个人儿的亲妈，都什么年代啦？您怕谁呀！怕造反派还是怕红卫兵？怕工宣队还是怕军代表？”

　　老太太说：“整个就是怕你！”说着话儿，她快站不住了。再一摸，坏啦，手都凉了。我真害怕了，也没辞儿了，只有认错的份儿。

　　我说：“妈您别真生气呀，是儿子的错还不成？”

　　老太太说：“你哪儿错了？”

　　“我……我错儿大啦！”我说，“咱为了自个儿出名，耽误了一位七十六岁老人的政治前途。”一下又把老妈给逗乐了……

　　看来我真的是错了：错就错在爸爸虽然早已故去，可忘记了妈还活着。而且丝毫没有察觉到，她老人家在潜意识里仍然战战兢兢、谨小慎微的生活在那个已经逝去了的年代，那是个让当事者惶惶不可终日的年代，让经历过的人一提起来仍不禁心惊肉跳的年代，让现在的年轻人听着却啼笑皆非的年代。

　　接着是我哥给我打电话。

　　我哥就好得多了，他没急也没骂，只是有点像领导对属下说话。这不奇怪，我哥是迄今为止我们家唯一在职的党员加机关干部，用现在的时髦称谓叫“公务员”。

　　我哥是父亲的“杰作”，也是父亲的“理想”，他不折不扣地按照父亲指引的路线前进：入团、入党、当干部，一路“红尘滚滚”，但是苦是乐只有他自己知道。我们哥俩平时话不多，来往也不甚频繁。但是说句心里话我更惦记他，惦记他的健康，关注他的仕途。

　　公平地讲，我哥算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好同志，光是那份兢兢业业的劲儿就很像父亲，加上他的五官长相，活脱儿是父亲的一个影子。只是父亲生不逢时，用现在老百姓的话说叫“点儿背”。我哥则不仅赶上了好时候，也确实比父亲聪明能干，即便只是个“小吏”，但这“成就”足以告慰父亲的在天之灵了。

　　一个人这辈子任劳任怨只走自己认准的一条路，而且是一条道儿走到黑，是很需要些勇气和耐力的，这点我哥的确比我强太多了。

　　只是他那点儿“职业病”忒让人看不惯，总带着“官儿架子”，就连过春节给我儿子压岁钱，都像是领导干部下基层慰问“五保户”。于是大家背地里叫他“三结合”，即“领导的派头、兄长的风度、大爷的牛×”。

　　我哥在电话里不紧不慢地说：“你把咱们家的那点儿陈糠烂谷子都弄到报纸上去了？”

　　我说：“是啊。”

　　沉吟了一下我哥又说：“唉，其实也无所谓，只是太陈旧，应该说点咱家积极的事儿。”

　　我说：“您圣明，敢问什么是咱家积极的事儿？”

　　我哥清了清嗓子说：“比如……比如我继承爸的遗志，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

　　我说：“得嘞，大爷您放心，下回有机会一准儿把您抬举上去。可前提是得先把《北京晚报》变成个带把儿的烧饼，好让我拿在手里想怎么啃就怎么啃，要不然人家凭什么听我的呀？”

　　我哥说了句：“无聊！”就把电话给挂了。

　　您瞧，哥俩就这么点儿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