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管理学的世界里，“寻找北方”的游戏依然没有终结。即使是那些抱持自我中心主义的美国人也不得不哀叹，他们还没有找到那个正确的北方。正如斯图尔特·克雷纳在《管理学的世纪》（The Management Century）一书中所感到困惑的那样：管理学似乎总在嘲笑那些解释它的理论家—当那些理论家试图给出一个确定性的答案时，它就会提出一些令人意外的问题。

　　那个确定性的北方在哪里呢？

　　有一件事被这些中国学者说中了，人们之所以邀请我去讲课，就是希望我用三国故事来演绎管理学的招数。那些学员（无论是老板、职业经理人，还是普通员工），他们都喜欢听三国故事，喜欢听三国故事中用情节演绎的一系列克敌制胜的权谋和暴力。他们以为，从那些尔虞我诈的权谋中能够找到北方的答案。

　　诚如一些中国学者所指责的，时下被另一些人所热衷的中国式管理，的确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权谋之术。可是，不知道这些憎恨权谋的学者是否想过，他们所推崇的美国式管理，何尝不是另一种洋为中用的权谋？在这个迷失的时代，智慧与权谋被混为一团，美国式管理、日本式管理、中国式管理……各种不同指向的“北方”令人眼花缭乱，究竟谁是谁非？

　　人们往往把我看作一个鼓吹中国式管理的学者，我想我需要对此做出说明。究竟什么是中国式管理？是那些古为今用的权谋吗？当然不是，因为那些权谋从来都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思想。恰恰相反，阴险可耻的权谋玷污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令名。

　　为了区别于这种以权谋为特征的中国式管理，我提出了一个被命名为新古典主义的理念。所谓新古典主义，区别于明清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利用、近世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而是要求我们用接受的方式去体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秘智慧，让那种妙不可言的智慧，在我们的生命中重新绽放出鲜艳的花朵。

　　因此，新古典主义绝不提倡古为今用，因为那么做意味着“仁义在，有大伪”，意味着“邪人用正法而正法亦邪”。这样的动机是可耻的。新古典主义主张回归传统，回归唐宋以前的文化传统，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一种文化上的参照，然后心领神会地找到管理学的方向。我甚至满怀豪情地设想，如果我们能够在唐宋文化的环境中搞今天的市场经济，中国一定能够重现当年繁荣富强的盛况，重现当年诗歌一样的人类生活。

　　智慧与权谋之间有如南辕北辙。智慧指向天堂，而权谋却指向了地狱。智慧意味着对爱的体验，而权谋却意味着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对于今天的商业社会而言，三国故事的确称得上是最精彩、最生动的案例教材，却很少有人想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怎么会成为一种战争形态呢？老板在控制员工，员工也在对付老板。企业要征服顾客，还要在竞争中打败其他企业。战争形态几乎无处不在，权谋和暴力也因此无处不在。

　　我不愿意讲那些三国故事，虽然我因为创作《水煮三国》而一举成名。我讨厌战争，我否定权谋和暴力。从汉朝晚期天下大乱，直至三国归晋，在100多年的沧桑岁月中经历了不计其数的战争。透过那些战争，我们看到的是“浪花淘尽英雄”的人间惨剧。

　　有战争的地方就是地狱，有爱的地方才是天堂。除了那些战争狂人，没有人愿意在地狱中生活。可是，现代商业社会的战争理念，却在试图把所有的人培养成战争狂人。于是，人们就深深地陷入了那种物质富裕、心灵痛苦、行为疯狂的地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