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的这几本闲书，无论是《水煮三国》、《孙悟空是个好员工》，还是《渔夫与管理学》，都具有鲜活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因此，对于中国、韩国、日本，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读者来说，显然有着“似曾相识燕归来”的亲切感。我想，这应该是它们之所以畅销的主要原因吧？

　　与此同时，我也遭遇到了很多批评。我注意到，批评我的这些中国学者，往往习惯于把上下5 000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定义为“农业文明”，把100年以来的欧美文化定义为“现代文明”。他们似乎并不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但他们却用这种“现代文明”的观点否定了它。

　　他们好像是同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在他们眼里，历史被一刀砍为两段。我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看待历史问题，难道不是这种被他们定义的“农业文明”，养育了上下5 000年的中国人吗？为什么要如此强烈地把这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与仅有100年的“现代文明”对立起来呢？以如此对立的姿态和仅有100年的狭隘眼光，又如何能够理解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源远流长呢？

　　当看到我的作品时，他们好像看到了某种奇怪的返祖现象。他们对我的批评，归纳起来，大约有下列意见：

　　1. “成君忆的这些作品虽然让人喜闻乐见，但他所宣扬的管理思想却是一种退化，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中落后的农业文明，不可能解决现代文明的难题。”

　　2. “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成为管理学的教科书，因为中国历史虽然悠久，但在企业管理方面却是一片空白。成君忆用了一种很牵强的方式，把中国古代的国家管理与现代的企业管理混为一团，看似有趣，事实上却犯了常识性的错误。”

　　3. “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管理是有区别的，国家管理是政治问题，企业管理是经济问题，当政治与经济相勾结的时候，往往就会产生可怕的官商现象。成君忆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管理智慧的想法是天真可笑的，因为他无法解释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官商勾结现象。”

　　4. “这些年来，虽然不断有人吹捧中国式管理，其实不过是一种古为今用的权谋之术罢了。这些阴险可耻的权谋之术对于企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只能心存敬畏地奉行拿来主义，到西方的商业文明中去汲取营养。”

　　凡此种种，无不是从理论基础上否定我的这些作品的价值。

　　坦率地说，我不是什么理论家，我只是想用有趣的方式表达我的个人看法而已。我也不敢奢望得到天下所有人的认同，连孔子这样为全世界所普遍敬重的圣人，连诸葛亮这样为千百年来所高度赞扬的君子，都遭到了某些当代中国人的否定和随意臧否，我不过一介布衣之士，又算得了什么呢？

　　但是，我依然愿意满腔热情地把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表达出来，与那些愿意追求真理的人们分而享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