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我的评价恐怕不会太客观，反正他是我偏爱的一个作家，比如他在中国文学史或者是世界文学史中有什么地位，我觉得恐怕得由历史最后来确定。 这个东西我说什么都不是至关重要，因为我也是一个文学的业余爱好者，只不过我是他的一些书的第一读者，如果说给他一个客观的评价，我觉得我不够格。

　　原来王小波说过，说我的书有两万人读我就满足了，可是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的读者，我觉得这了说明中国读者的高明，欣赏水平，我是感到很受鼓舞。

　　我觉得王小波写性写得一点都不黄，而是一种很干净的写法。我记得文评家白烨也说过，“王小波写的性一出来，把所有写性的全毙了”。这是他的原话，我觉得挺有意思。就是说他是一种很干净的写法，他写这个东西本身没有一点煽情的意思，他是把性作为一种人的存在的状态来写的。

　　模仿别人的写作是不是自由的写作？这个恐怕有点矛盾。我觉得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写作，如果是成功的话，应该有自己的风格，完全是自己全新的东西。

　　他是非常朴实的人，不会弄小资情调的那种浪漫，送一束花什么的，但是他是很忠厚、很率性的人。

　　我觉得生活可能没有太多可说的，钱钟书也说，你要是觉得鸡蛋好的话，你就去吃这个鸡蛋，但是不一定非找这只母鸡。我觉得作家的生活也不见得有什么神秘的色彩。

　　　要是在日常生活里只不过经常能够互相就一些事情的看法进行讨论，比如他写的一些很幽默的东西，我记得像他写有一个俄国的外交官总是要应酬，总是要去看天鹅湖，在最早的时候好象还是一种艺术活动，看人物的关系、故事，再看着看着，就变成了一种好象是物理的感觉，只看到人挪来挪去。有一些幽默的想法，他在写之前，有腹稿的时候说给我听，当然也是一种享受了。

　　如果国家要改变一个政策、一个法规，一定要有一个对目前状况的了解，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把目前同性恋的状况是什么样的，给大家呈现出来，如果我们有可能推动一些改革，比如西方已经有同性婚姻，这个也是我们极力推动，我们说三个代表，代表先进文化，不要一切事情都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的。比如说全世界80%的国家都实行同性婚姻了，我们才跟上，我们可以做得比较先进。我觉得我的研究在这方面也是希望能够推动一些政策、法规，对同性恋的保护性法律，反歧视法律等等的改进。

　　　社会学对性有一种概括，在最早的年代，性是非常非常自由的，各种各样的性关系，婚外的、婚前的都可以自由奔放、随心所欲，中间有一段时间只有婚内的性关系是允许的，其他的都是不道德的、病态的。在第三阶段，否定之否定，又是一个真正自由的时代又来到了，但是第三个时代和第一个时代最大的区别是，在第一个时代只有男性有自由的权利，第三个时代是连女人都有了这种权利。我觉得我们中国正处于第二个阶段向第三个阶段过渡的过程中，要说过，我觉得还谈不上。

　　　结婚以后，如果从权利上来说，他肯定是有。一个人他有自由处置自己身体的权利，比如说自由地发生性关系的权利，并不因为结了婚，这个权利就没有了。但是，我觉得从道德标准上来说，他应该受婚约的限制。如果你和一个人结婚了，你应该有忠诚的义务，如果结了婚，你还随便地去破坏婚姻关系，搞婚外情，这个可以说是不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