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子好像再也没有笑。

　　他脸上的肌肉开始下垂，下颚松弛，舌头发硬，对他说任何话，他只点头或摇头。

　　他躺在床上，左手总是往上抬，举到头顶上，他说不出话，我便一直不懂他的意思。

　　我绞尽脑汁猜，问他：“你是不是想抱抱我？”

　　摇头。

　　“想抱抱儿子？”

　　又摇头。

　　“是要我搂着你吗？”我不知怎么冒出这个想法。

　　他使劲点着头，皱着眉头，像是埋怨我：你怎么才说对呀。

　　我赶紧挤到他的床上，把他的头搬起来放在我的臂弯里。

　　“要不然就疼。”彪子突然开口说了话，声音很轻，却很清晰。

　　护士们笑了，笑他羞涩得像个孩子。是啊，已经痛至骨髓，可为了照顾别人的感受，他还在为自己的“撒娇”找辙。

　　自从说过“要不然就疼”，只要我看他歪在床上不肯躺好，便让他靠入我的臂弯里跟他说话。

　　有一次我问他：“彪子，下辈子我还嫁给你好吗？”

　　他努了努嘴唇，没有说出话。

　　“你想说什么？下辈子你还要我吗？”

　　他又努了努嘴唇。

　　“他是不是想让你吻他一下啊？”二姐在一旁突然悟到了什么。

　　彪子使劲点点头。

　　我的泪一下涌上来，把他抱在怀里。我知道彪子的方式，他一定是想说：“让我下辈子娶你，你倒是先吻我一下啊！”

　　我吻了他。那是心灵的约定。

　　8月19日，夏力薪在最恰当的时候给我送来了一本最恰当的书——《西藏生死之书》。这本书告诉我宇宙人生缘起缘灭的自然法则，除了要对生命赋予最神圣的尊严，还要对死亡给予最崇高的关怀。这本书给了我最实质性的帮助，引导我从悲悲切切的弱小变得强大起来，能够接受死亡，面对死亡，处理死亡，承受死亡，不再惧怕死亡。

　　19日夜，彪子的血氧和心率出现波动，直到清晨才平稳下来。

　　第二天一早我就被郑副院长召去开会。医院的领导、专家坐满了会议室，那阵势告诉我，最害怕的事将要临头了。

　　院方提出抢救方案，征求我的意见，要把彪子转到ICU抢救室，必要的时候切开气管，上呼吸机。我没有同意。彪子的肿瘤已遍布全身，重要脏器的功能正在衰竭，切开气管只是延长几天时间，可救不了他的命。可以想象那种创伤是何等痛苦。

　　记得彪子曾跟一个朋友开玩笑：“等我快不行的时候，就求医生开个后门，让我安安静静地走。”虽然是玩笑，但我从中领悟了彪子的意愿，那是他的权利，是一个人对死亡的权利。

　　《西藏生死之书》专门写到了如何走向安详的死亡。书中说，如果可能，应该在病人回天乏术的时候，把他安排到单人病房，要停止一切侵犯性的治疗，让临终者在宁静和安详中去世。这是一项重要的权利，临终者的精神未来和福祉都倚赖这种权利。

　　它让我对死亡有了重新的认识。

　　我每天在彪子沉睡的时候如饥似渴地“啃”着这本书，一遍又一遍地翻看有关临终的章节，学会了怎样表达自己的爱，知道临终的人期待被别人抚摸，只要触摸他的手，注视他的眼睛，轻轻地给他按摩，把他抱在怀里，或以相同的律动轻轻地与他一起呼吸，就可以给他极大的安慰。学会了怎样做道别，要让他知道你允许他去世，要让他放下，不要让他为你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