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老听爸爸说山东老家有大爷、有大娘，是爸爸的亲哥亲嫂。

　　大爷从小生活就苦，后来爸爸当兵参加革命了，爷爷、奶奶和叔叔、姑姑全家人的生活就全压在大爷身上了。

　　有一次为了给爷爷抓药，大爷身上只有3块5，可这服药得5块，大爷把花镜压上，人家说4块，只把花镜算了5毛钱。大爷实在是没有办法，坐在药铺门口哭了一场。大爷、大娘再苦再累也不会轻易给北京添麻烦。

　　当爸爸给我讲完这段，我当时就觉得大爷的形象一定是高高大大，黑黑的脸，宽厚的肩膀。随时扛上一挺机枪就能打国民党去。

　　1969年的一天，我在外面玩，有个小朋友来告诉我说，我们家来客人了。我特别高兴，蹦着就回家了，因为家里一来客人怎么着也得有点好吃的。

　　一进门，椅子上有一团黑咕隆咚的东西，爸爸把我拉到怀里指着对面椅子上的那团黑东西：“叫大爷！”

　　我还没叫出来，从那团黑东西里抬起一张汗流如洗的老脸，他的黑棉袄、棉裤都是新的，可就是双肘、双膝都磨破了，白花花的棉花露在外面。

　　大爷冲我和蔼地笑了笑：“小小儿，回来啦。”就又把头埋在棉花里。

　　爸爸把我一推，自己直着脖子快速走出房间，我以为爸是去做好吃的，后来才知道，爸爸为什么要这样。

　　后来大爷的腰病做了当时的“大手术”，就是我家邻居鲁协鲁叔叔给做的。大爷居然好啦！

　　恢复阶段我老去看望爸爸的亲人，后来我们也成了“亲人”。我从“亲人”那学了很多山东老家话。

　　大爷回山东老家了，他的康复给老家带来了欢乐，也给北京做了广告。

　　从此，我们家成了临西县北京接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