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彻底打消儿子的疑虑，我编了一套谎话：“现在，妈妈和叔叔阿姨们正在开会，研究对策，必要的时候我们准备起诉。”

　　儿子见我话语坚决，终于放下心来，哽咽地说：“妈妈您放心，别人的话刚才我信，现在不信了。我相信你们大人能处理好。您别担心我，把爸爸照顾好！”

　　从此心被分成了八瓣。

　　彪子一如既往地乐观。术后第三天，我又接到他的电话，竟然要喝排骨汤，还特意嘱咐千万别忘了放两块排骨。

　　在ICU病房住了一周左右，彪子各项指标都比别人恢复得快，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多亏他的身体底子好。

　　他请护士长给他安排一个能看见太阳的房间，并执意要在天还亮着的时候搬家。护士们只好给他戴上大口罩，捂在被子底下，从守在走廊里的记者眼前堂而皇之地穿过，推进701房间。进门的一刻，夕阳正好斜照进来，很温暖，很柔美，彪子很高兴。

　　但他还是疼，非常地疼。埋在身体里的管子没有全部拔掉，胸腔里的那根粗粗硬硬的尤其让人痛苦，甚至不能变换姿势。

　　他的眉头紧紧地皱着，稍一动作，豆大的汗珠立时滚落下来。我劝他打止痛针，他坚决不肯，认为此类药物会影响伤口愈合，能扛就扛过去。

　　他也坚决不肯在床上大便，说自己“没那个习惯”。我劝他别太要强，谁都有生病的时候，他甚至发起了脾气。

　　我们只好搀扶着他出去。他艰难地迈着步，脚下软绵绵地、没有准头地踩在地上，汗如雨下。回到床上，因为消耗体力过多，他立刻瘫了，可下一次仍旧如此坚持着。

　　事后，我埋怨过很多次，怪他不该这样折腾自己。他总说：“人家七十多岁的老人做完手术第七天就自己洗头了，我这点事算什么！”

　　每次医生给伤口换药，他都逼着我转过身去，他知道我见了血一向腿软。有一次他背上长了一个脓疱，让我帮他挤。我狠着心，用力挤着，“扑”地一声脓和血一起迸出来，我也一屁股坐到床上，捂着胸口，整个人都傻了。他最喜欢对朋友们说我这段儿寻开心。

　　几次回避之后，我终于鼓起勇气决定看看伤口是什么样子。尽管我以为做足了心理准备，但还是惊呆了，真的又一次双腿一软，倒退着跌进沙发里，半晌没说出话来。

　　刀口很大，像一个“人”字，从胸口向两肋撇开。彪子长得胖，手术后肚皮上的脂肪液化，直往刀口外面渗。医生怕感染，只好把已经缝合的伤口又拆开一部分，让它晾在那里慢慢自愈。

　　别说内里还有那么多创伤，即使只是表层伤口的疼痛都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而彪子都默默地承受着。见我呆坐在那里，他指指伤口对我说：“看，吓着了吧？我不让你看，你偏不听话。”

　　我不知该摇头或是点头，心在颤抖，脸上硬挤不出笑，脑子一片空白。

　　“哎，芳芳你看，这刀口像不像一个‘奔驰’车的标，以后我不管开什么车，都告诉人家我是开着‘奔驰’来的。”医生被他逗笑了，我也跟着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