彪子没有等到自己的42岁生日就走了，在短暂的一生中，有一半时间属于表演艺术。他对表演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成名前如此，成名后更是如此。

　　刚调到说唱团，他对话剧团怀着一种深深的眷恋，是对我的不舍，更是对话剧表演的不舍。只要一有空，他就跑回话剧团看我们排练。在别人看来，这样做“一举两得”，既看了人，又看了戏。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多半是奔着“戏”来的。

　　一进排练厅的门，他就悄悄往导演边上一坐，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专注得有些贪婪。按捺不住了，就请示导演亲自演上一段。我们每人都有一个笔记本，他的课堂笔记比我的细致得多。

　　那阵子我们正在排练话剧《红岩》。陈薪伊导演看他摩拳擦掌的样子，有意安排一个小角色让他过过瘾。选来选去只有一个空缺——看守甲，出场无数次，只有一句台词。

　　像是天上终于掉下了馅饼，彪子乐得从椅子上蹦起来。

　　“陈老师，只要您能让我回话剧团演戏，再小的角色我也愿意！”彪子仿佛得了恩赐。

　　他太珍视这次机会了，回家就开始设计。

　　“陈老师，您看我扣一个眼罩，来个独眼龙怎么样？”

　　“已经有一个独眼龙了。”

　　“那……”他想了想，“那我剃个光头吧。”

　　“就为一句台词，把好好的头发剃了？”薪伊导演最喜欢认真的演员，可是担心他冲动过后会后悔。

　　“那我也得演出‘彩儿’来。”

　　于是，我第一次领教了彪子的光头形象。说实话，不难看，像个大和尚。只是不大习惯，关了灯以后有点吓人。

　　接着，彪子又给人物设计了“光膀子”，让美术师给他画上胸毛，还嫌不过瘾，又弄了一个烟嘴儿叼在嘴角上。

　　“我得咬着烟嘴儿把这句台词说出来，还得让最后一排观众也能听清楚。”他说得踌躇满志。

　　从那以后，他天天在家苦练。一开始，不是话说不清楚，就是烟嘴儿掉下来，口水就从咬着烟嘴儿的那一边淌下来，逗得我哈哈大笑。

　　烟嘴儿被他咬出了深深的一道印。

　　正式演出开始了。

　　我扮演的孙明霞和江姐关押在同一间牢房里。

　　“小萝卜头”来通风报信，被“看守甲”发现。

　　“看守甲”像只大猩猩一样，晃着膀子奔过来，一把抓住“小萝卜头”的衣领，恶狠狠地喝道：“小萝卜头，你上这儿干什么来啦？”

　　只见他秃顶上反着光，胸前一团长长的“胸毛”，嘴里叨着烟嘴儿，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朝“小萝卜头”的屁股狠狠踢了一脚。

　　同台的演员全被带入了戏中，齐声愤怒地高喊：“不许打人！”

　　台上的我明知那是彪子，依然觉得毛骨悚然。

　　我们到清华大学演出的时候，“看守甲”的剧照被学生们用红笔画了一个大大的叉子。

　　“真讨厌，这是谁干的？”我知道观众是恨“看守甲”，与彪子无关，可还是气不过。

　　“恨我，说明观众相信了。”彪子晃着脑袋有些志得意满。

　　一直以来，薪伊老师把我当做自己的干女儿，在学习、生活上都关爱有加。